清军火烧少林寺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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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少林寺的鼎盛时期，历代明朝政府都非常支持少林寺的发展。寺院所存殿宇多为明代所建，少林寺碑刻中，明代碑刻也凌驾一半。塔林229座古塔中，已知的明代塔占140座以上，明代少林寺大规模修建，也是明代昌盛的重要体现。明朝的王子中就有八人到少林寺随正道法师出家。少林寺在当时被称为“域内巨刹”。
由于跟明朝政府关系很好，所以少林寺对于明朝也非常支持。正德时期，周友率僧兵守山陕，征讨云南。正德至嘉靖时期，僧兵还参与镇压过刘六、刘七、王堂、师尚诏起义。
嘉靖时，僧兵更是应征奔赴东南沿海抗倭，写下了僧兵史上辉煌的一页。明朝政府遂征集僧兵到东南地区抗倭，少林寺的僧兵由于训练有素，武艺高强屡立战功。顾炎武在《日知录·少林僧兵》中竭力歌唱少林僧兵保家卫国的传奇，他还披露了这样一个史实：在保卫松江战役中，彻堂、一峰、真元、了心四位少林武僧壮烈牺牲，松江人为悼念四位僧人的忠勇，在上海近郊畲山建起“四义僧塔”，供人凭吊缅怀。

跟明朝政府的密切关系曾经使得少林寺获得巨大的发展，但在进入清朝统治后，这种关系就成了少林寺的历史包袱。此外，当时对峙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往往自称与少林寺有密切关系，也引起了了清政府对于少林寺的猜忌。天地会内部流传的诗句中，就有“武艺出在少林中，洪门事务我醒目。洪拳能破西鞑子，万载名标第一名”的段落；在嘉庆年间，另有在江西被捕的天地会成员还供称出身少林寺。在天地会中秘密流传的传说中，清朝初期,清政府曾火烧北少林，方大洪、胡德帝、李式开、马超兴、蔡得沛等五人逃到福建，借莆田南少林掩护，秘密开展“反清复明”活动，称为少林五祖。也有说法认为，是郑成功遣派方大洪、蔡德忠、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扮装至福建莆田，入南少林为僧，拜方丈智通为师。这五人，便是天地会的后身“洪门”的“前五祖”。从目前已知情况看，少林寺在清朝期间并未参与过任何有组织的反清复明行动，天地会的人之所以自称来自少林寺，很大概是由于确实曾有一些反清复明人士在寺庙中托庇过，或者就是想单纯地使用少林寺的威名。

（《少林五祖》中的少林五祖）
尽管如此，实际上清朝政府并没做过火烧少林寺的事，明代以来的少林寺建筑被大量毁坏是进入民国以后的事了。
在清朝，清政府出于对少林寺的猜忌，主要接纳了三种手段打击少林寺。首先，不再给少林寺僧兵拨发粮饷，并予以取消；其次，又取消了少林寺的天赋特权，对其举行各种吃拿卡要；最后，不再像元明政府那样任命少林寺的主持。
在连遭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少林寺敏捷地陷入衰败。
不过，少林寺虽然谈不上武侠小说中讲的那种武林界的“泰山北斗”的职位，毕竟是“禅宗祖庭”。清政府在统治稳定下来后，就开始逐渐改变对少林寺的冷淡态度。这种政策调整始于康熙中后期，在乾隆年间到达高潮，其明显标记是康熙帝颁赐御书匾额（康熙四十三年），雍正帝大规模整修少林寺（雍正十三年）及乾隆帝驾临少林寺并题诗书匾（乾隆十五年）。

但直至清朝灭亡，清政府也未再向少林寺调派住持，而且多次批评少林寺及其尚武风气。如乾隆年间，曾有河南巡抚徐绩想礼聘一些少林寺武僧去军营中做教习，乾隆帝获悉后下谕旨痛斥：“僧人既经出家，即应恪守清规，以柔和忍辱为主，岂容习为击刺，好勇逞强？”在这种重压之下，少林僧人只能暗中练武，传承寺庙的传统。
清廷的持续打压使得嵩山少林寺日趋衰落，至清末民初，仅有寺僧200余人，土地2870余亩，与元明时代的兴盛相比简直可说是天差地别。

1928年，少林寺又卷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与樊钟秀之间的战争，樊钟秀将司令部设于少林寺内，而少林寺的寺内武装也加入樊钟秀一方作战。樊军战败会，石友三部追击樊军至少林寺，纵火焚毁法堂，第二天，又抬煤油至寺中，将天王殿、大熊殿、阎王殿、龙王殿、库房、东西禅堂等处尽付一炬。
另一方面，被清政府驱逐的武僧漂泊民间，反而扩大了少林武术的传播范围，使得少林武术的职位更加尊崇。各地民间武术，岂论是否实际与少林武术相关，往往自我标榜源自少林，形成了“天下武功出少林”的奇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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