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上海博士后遭遇“灵魂三问”

admin

“都博士毕业了，为什么还要去做博士后？”
“博士后是学生还是工作？”
“博士后的出路就是做学术吗？”
当一个人从博士迈向博士后阶段，往往要面对这三个外行却又现实的“灵魂拷问”。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光是对博士后个体的发问，也是提给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博士后人才培养工作的问题。
上海是中国博士后制度的首批实践地。长期以来，各设站单位充分利用博士后制度的政策优势，吸引了大量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从事交叉学科领域研究，为国家战略人才输送了一批后备力量，共培育出站博士后3万余人。在全球青年人才争夺白热化的今天，上海要怎样巩固先发优势，切实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充分激发人才队伍创新创造活力？
过渡阶段，如何度过？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最高学位是博士，博士后并不属于学生群体。
那么，博士后是一份工作吗？
“是工作，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工作。博士后是新近取得博士学位人员在成为正式研究人员前，积累科研工作经验的过渡性安排。”上海市人社局专技处相关负责人解释，博士后制度由于具有不占用设站单位人事编制，由国家和单位提供一定的生活、科研费用等特征，“人才特区”性质较为明显，与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存在一定差异。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博士后潘雪玉每天都要检查自己培养的菌株和植物。用她的话来说，“要是一天不看点数据、写点东西、去实验室转一圈，整个人就觉得不是很对劲”。她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选择来上海做博士后，是因为对这里的科研平台心仪已久——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是国内建设最早、学科齐全、综合技术力量较强的食用菌专业研究所。“我就是瞄准它过来的。”潘雪玉说。


潘雪玉在实验室
近年来，上海连续举办博士后全球招募直播活动，2023年就面向全球发布了5925个博士后岗位，其中90%的岗位需求来自国家级和市级重大平台、重点任务、重要项目。截至目前，上海在站博士后达8279人。
上海大学博士后工作办公室副主管张金霞的办公桌上，总是堆着一沓沓人才计划和基金申请书，“每个月都会有新项目报上来”。作为管理人员的她切身体会到，从国家到上海，面向博士后的人才计划和科研资助越来越多，包括国家的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即“博新计划”）、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以及上海的“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上海市“师资博士后”资助……
近三年，上海市共有219人获得国家博新计划，364人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2388人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这些真金白银的支持切实提高了博士后的薪酬待遇。比如“超级博士后”计划对入选的当年入站全职博士后给予两年总计30万元的经费资助，入选比例约达当年入站总人数的30%。就在前不久，又有795名博士后入选了新一批的“超级博士后”。截至当前，上海已有3248名博士后获得资助，资助金额累计超8亿元。
张金霞介绍，在上海大学，一名博士后至少可以获得学校提供的22万元年薪（不分学科），合作导师也会发放补充薪酬，还可以叠加各类激励计划。如获“博新计划”，年薪不会少于60万元；如获“超级博士后”，年薪至少有37万元；如获上海市师资资助，年薪不低于28万元，当然也少不了五险一金的保障。
“博士后普遍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只有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让他们心无旁骛做研究，对这座城市也更有归属感。”她说。
上海的博士后人才生态还在不断改善。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佳瑛介绍，最近，市人社等八部门出台了《关于优化上海市博士后发展综合环境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国家、市级和各区的博士后管理服务体系，切实加强了社会各方在博士后科研平台、事业发展、安居保障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力度。“资助博士后国际合作交流、畅通职称评聘渠道、建立事业单位博士后聘用直通车、保障博士后公寓住房，这些都是上海积极贯彻落实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二届市委四次全会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广揽人才的实招硬招。”
对标一流，何为标准？
把人体自然运动时产生的能量收集起来，转化成电能，然后为便携式和可穿戴设备供电——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后赵林川领衔的“柔顺人体运动能量采集技术及自发电穿戴装备研发”项目，突破了人体运动能量采集系统输出功率低、可靠性差、舒适性低的瓶颈难题，以及高端穿戴装备零碳可持续供给难的“卡脖子”问题，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这一项目在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摘得银牌。


赵林川（右）与博导张文明教授合影
从博士到博士后，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在赵林川看来，博士期间主要是围绕某个方向进行深入研究，提高学术能力；博士后对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既要延续博士期间的研究路径，也要结合其他前沿领域，不断拓展新路，取得更多突破。
拿她的经历来说，她从研究生阶段起专注于机械能量采集动力学设计理论与自供能传感技术的研究。临近博士毕业，“没考虑别的，就想着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这样，留校做博士后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人生选择。
事实上，博士后绝不是博士毕业没有找到合适岗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市人社局专技处相关负责人指出，博士后阶段往往是青年人才开启独立科研生涯的重要积淀期。相比正式工作，做博士后的这段时间可以免受干扰、潜心钻研，也就更容易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科研路上，赵林川已经收获累累。她不仅主持了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等多项基金，还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44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8项（授权11项）。越来越多像她一样的优秀青年人才跻身上海博士后队伍，成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博士后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的制度。市人社局专技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的博士后工作坚持国际视野，对标国际一流水平选才育才。
前不久接受采访时，赵林川还在费劲倒时差。当时她刚抵达英国伦敦，将在帝国理工学院开启为期一年左右的访问交流。“这让我有机会多多与国外科研工作者对话，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路径。”
“说到底，任何科研项目都不可能只在一个内循环的体系里开展。只有进入国际主流体系，接受国际同行的检验和评价，才能准确衡量自己的价值。”市人社局专技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上海将更大力度支持博士后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对海外引进博士来沪从事博士后研究、博士后来沪工作和国内派出博士后给予资助，同时设立博士后学术交流补贴，集聚更多海内外优秀博士后人才，以更高标准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
未来之星，未来何在？
上世纪80年代，心系祖国科技发展和关心青年人才培养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两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实行博士后制度，后来得到了邓小平的亲自支持。
他在信中写道：“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中的一环，青年博士必须在学术活跃的环境中，再经二至六年独立工作的训练，才能渐趋成熟。……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进一步探索和明确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1983年，邓小平会见李政道（左一）。（新华社发）
作为我国青年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士后长期被大众视为高校青年教师“蓄水池”，发展路径较为单一。但实际上，做学术并不是博士后唯一的出路。正如李政道所说，青年人才应在博士后阶段“进一步探索和明确发展方向”，而未来发展方向可以是多元的。
正因此，我国在企业创新设置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同培养人才，开创了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培养新模式。第一个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就成立于当时的上海宝钢集团。目前，上海已建立起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两站一基地”工作管理体系。
邓琳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后，便选择进入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企业做博士后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紧密结合产业发展开展研究。”目前她正在全力开展“邮轮薄板加工数字孪生系统构建技术”研究，将直接推动解决外高桥造船在大型邮轮分段制造中产生的实际难题。
从厂区里的博士后工作站出发，邓琳不用10分钟就能走到生产车间，随时可以了解项目情况。尽管调侃自己是个“厂妹”，她非常享受这种在生产一线做科研的感觉，目前已顺利完成某示范工位的数字孪生系统。“有舍有得嘛”，她笑着说，“虽然成果很难发Nature或者Science，但以后可以在一线投入使用，我觉得也很棒”。


邓琳正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为解决博士后“强需求弱引力”“强关注弱投入”“强研究弱转化”等问题，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上海还连续3年举办了上海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2023年，大赛帮助博士后与100多家产业园区、孵化器、头部企业、风投机构和金融机构对接。据不完全统计，已促成合作意向58项，19个博士后创业项目与园区达成落地协议，30个项目与风投机构或金融机构达成初步意向。
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博士后不必都挤在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内卷”，他们可以走进企业，也能自主创业，或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2023年上海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曹勇斌直言，自己做博士后主要就是为了创业。他早早地在博士期间创立了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又在做博士后的过程中拿到了融资，“感谢上海提供了这样一个包容的环境，让一部分人安心发文章，另一部分人大胆做转化”。
据悉，上海将引导博士后向企业流动，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承担重要科研任务的大型集团、总部机构、外资研发中心、民营企业总部、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在本市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同时全力支持博士后创新创业，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后通过离岗创业、在职创办企业，或者以在站研发型身份进入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入驻企业参与项目合作等形式创新创业，进一步促进博士后研究成果转化。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104A04LCI00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