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困在预聘里的“高校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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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围绕着求职与晋升体系的讨论从未停息，这其中讨论最多的则是从预聘转长聘的“非升即走”制度。
通常，一个博士毕业生的年龄在32岁-33岁上下，如果无法在6-8年的预聘期间获得终身教职，就只能另谋出路，这意味着Ta或许要转换人生赛道，背后则是巨大的沉没成本。
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又会放出数倍于长聘人数的预聘名额。社交媒体上，谈及个别高校的“非升即走”，人们戏称为“养蛊”。这不仅意味着竞争残酷，还暗示着筛选标准的模糊与任意，就像一位受访者说的：同事就是你的敌人。
人们批判这一制度，但似乎又难以找到切实的证据来说明它造成的具体影响。但它始终存在，并持续与学术环境中的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与它们共同审视、考核并塑造着其中的所有人。
撰文｜胡培风
编辑｜阳少
逐渐放低的求职标准

找了一年工作后，刘文最终决定放弃进入国内的高校系统。
从硕士开始，他就一直在韩国的一所顶尖学府学习朝鲜语。尽管8月才博士毕业，他从年初就开始边写论文边投简历。一开始，他对于自己的学历背景颇有信心，拒绝了两份主动找上门来的工作，“我就一直想奔全国外语院校里最顶尖的两所。”
刘文觉得自己的多年苦读总算熬出了头。他所在的学校前后辈等级森严，标准苛刻，他刚去的时候为课题读了7本书，以为自己很努力了，但有学姐告诉他，自己仅是为了课堂小论文都要读完数十本书。
重压下，刘文也卷了起来，他用最笨的方法一点点磨，把能找到的书都看过，日常学习到凌晨四五点。日复一日，他觉得自己“终于毕业了，拿着名校学历，我还是男生（小语种专业就业上，男生比女生更有优势），有什么不可以（取得名校教职）？”
回国后，刘文开始广投简历。有省重点联系他，也有学校联系他去做博士后，这给了他信心。“当时觉得省重点还行，而且985、211也联系我去面试了，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搏一搏）？”
于是他奔着985和211高校投递，几次面试的结果不了了之。他开始逐渐放低标准，从公办、本科、到普本一一投递，却再无回国之初的回应火热。
刘文只能推测被拒绝的理由，高校并不会给他明确的回复。有的学校在放出招生信息后，学院却在电话里表示并未在招聘；有的学院在邀请他投出简历后则没有音讯。刘文推测，前者可能是因为，人事处要跟学校表示自己这一年在干活，最后招不到人只是学院不要；而后者则因为自己常年在海外，缺乏国内高校圈的人脉关系，也不了解大学老师的招聘潜规则。
“国内的导师后来告诉我，要做好陪跑的准备。对于一些应聘者来说，评委评审可能就是他们的大学导师。” 刘文一开始还不甘心沦为陪跑，最后也只能接受，“这种圈子也没有办法”。
时间流逝，刘文的信心在消退。刚毕业两三个月时，他尚能自处，但在家投了一年简历后，他无法继续承受来自周围的的期盼。他已经30多岁了，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父母。尽管父母从未逼迫刘文尽快找到工作，但大家都在关心他到底要去哪。
刘文不得不放弃“学生思维”，心态转变成“彻底不挑、有位置就行”的“成人思维”。如今，他进入了一家研究机构，主攻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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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得还行，是因为运气好

刘文的困境，也是许多想进入、或刚进入高校的青年教师（以下简称“青椒”）的困境。在整个“上岸”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上岸”的青椒，也常常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运气。
运气作用于青椒的晋升之路，而没有人知道命运的齿轮何时开始转动。一个博士生毕业后如果想要成为高校老师，首先需要在符合要求的刊物上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刘文告诉我，不同于韩国学术刊物的盲选制，国内刊物许多采用的是约稿制。
“这取决于你的合作导师牛不牛逼。国外的期刊，我投的文章基本能中，但是国内我明明找了很多期刊，但编辑一看我的信息，没有合作导师，或者不是国内985的导师就把你的稿子撤回来了。”
即使被选上了，国内的学术刊物采用的时间也较长。“韩国是三个月一刊，国内可能是六个月、八个月、甚至一年半才能出来，即使这篇稿子被选上了，但是没有发表就没有办法。”
王洋是一名前两年刚入职北京某高校的老师，目前他已有了编制。他所在的专业比较冷门，本科开设了这个方向的学校在全国只有5所。王洋目前所在的高校，恰好在他毕业前一年开设了相关专业并进行招聘。如果他提前一年毕业，自然就碰不上这个机会了。
毕业之前，王洋也花了一年的时间找工作。在和他同批毕业的同学里，除了一个去莆田某学院并直接当了副教授之外，基本上都面临着“非升即走”的考核，王洋的学校暂且没有引入“非升即走”的制度，也没有对他提出类似的要求。除了论文的发表数量，他所在的专业同样看重教学经验，王洋过去给高中生讲过课，口头表达相比于竞争者没那么学术化，在他看来也是自己的优势之一。
但对于大部分高校来说，尤其在“非升即走”的考核中，论文的发表依然是硬性指标，尽管在江苏省一所211高校做老师的陈平告诉我，每个学校认定的刊物“很不一样”。
以她所在的人文社科为例，大家普遍推崇c刊，但每个学校都会在此范围内，再设计一套“权威>核心一类>核心二类>一般”的目录，以此考核科研业绩和评职称。每个学校的目录不尽相同，除了公认的权威顶刊，其他一二三类的c刊可以差别很大。此外，即使是同一个学校，不同学科下刊物认定的多少也有差异，因此，不同学科的“生存难度”也不一。
这个时候，运气，或者说关系，又要发挥作用了。
“如果这个青椒因为导师关系也好，个人能力也好，机缘巧合也好，他正好走通了某个刊物，很容易在上面发文章，而这个刊物在某校又属于是一类二类，那么他就很容易过关。但是如果这个人很优秀、发了很多c刊，但偏偏对不上所在学校认定的一二类，那就比较难。” 陈平进一步解释道。
至于学校凭借什么选定考核所用的刊物，则“不好说”。“一般是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最早全校学术委员会开会订目录的时候，可能当年某学科的大佬就会把自己喜欢发、经常发的刊物搞成高级别的。” 刊物定下后，就难以变动，需要经过全校学术委员会最高级的会议评定，“有时候下面某院系的领导为了自己的学科发展，比如你刊物太少，老师们长年评不上职称，愿意去克服阻力，才能改。但一般来说，各部门不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此外，对于一部分学科来说，也有课题参与的要求。课题申请中存在着“玄学”，比论文发表的成功率更难以琢磨。
微信公众号“教师打怪指南”的运营者“指南哥”已经在高校任教十几年。他看到的情况是，相比起论文，课题或项目更难以掌控在年轻教师自己的手里，比如在相当一部分“非升即走”的考核中要求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而每年获批的比例只有10%-15%，“三年或五年拿不到项目很正常，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拿不到。”
项目申请书的评审标准也同样不确定，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可能你自己觉得写得挺好，大家也觉得写得挺好，但最后就是没通过。”指南哥说。
陈平则以国社科和教育部为例解释到，在海选的环节，教师的项目会被盲审送给全国很多专家，这一关可能要筛掉3/4，因为范围太大，不太可能人为操作，所以还是要看每个选题和论证具体的水平质量。成为剩下的1/4后，老师们在学术圈内的人脉和关系才有可能派上用场，“有的老师自己，或者是比较贴心的学校，会让人社处发挥公关能力，去打听这个项目有没有过审，过了之后可能会送到哪些专家手里。但这些信息通常也不太准确，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如果有相关人脉的话就可以打个招呼。”
但打了招呼之后，考核的天枰是否就会倾向于教师也不一定，“可能有更过硬的招呼，或者专家更想帮的人呢。”
正是因为课题申请的不确定性，陈平所在的学校会有一些通融的手段，如果教师的课题不够，但有论文超额完成，依旧可以留下，但这只是一条潜规则，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前几年，陈平邻近院系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发表多篇一类包括权威顶刊，但课题始终差点运气，聘期考核时人事处严格按合同办事，最终未能续聘。陈平也不太理解学校态度转变的原因，但令人惋惜又讽刺的是：按照功利主义理念，“这老师很会发文章的，留下来绝对是贡献科研gdp的一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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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升即走”

前面提到，即使找到工作，许多青椒也要面临“非升即走”的考核。只有通过后拿到编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岸”。
“非升即走”是一种“预聘-长聘（Tenure-Track）”的教师聘任制度（下文简称“预聘制”），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其晋升体系是：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再任职教授。在助理教授阶段，教师签订聘任合同的预聘轨道，要求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晋升的标准，否则不再续聘。
根据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助理研究员何柳2022年发布的《“非升即走”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及完善路径研究》，“非升即走”最核心的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的长聘审核过程。预聘轨的助理教授一般在获聘6-8年后接受终身教职审查评估，主要审查评估助理教授在研究、教学、对大学的服务等三个方面的表现和贡献。
至于这一制度的本土化，则要从1993年开始说起。彼时，清华大学酝酿提出“非升即走”实施方案，并在部分院系开展试点，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必须满足职称提升要求，否则需自行离职，此后国内其他高校纷纷效仿。
90年代，市场化的改革步入全国各个领域，高校亦不例外。《“非升即走”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及完善路径研究》一文便指出：“ ‘预聘制’之前，我国高校存在明显的冗员、裙带关系及学术研究上的近亲繁殖现象。这种基于‘学缘’，依靠师承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式组织形态及其等级体系，不利于学术多元化网络构建与异质性学术思想的产生。”
事实佐证了这段论述：当下在互联网上被批判将“非升即走”制度运用得最为极致的高校，也是近几年学术竞争力同水平高校中较为突出的。比如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基本没有人会否定它们的学术水平，而巨大的竞争压力也没有让应聘者望而却步。
2023年11月，网传中山大学再加码，准备实施“双预聘”制，即新进教师要通过两次“非升即走”的考核才能拿到长聘教职，如有一次考核未通过就可能面临转岗或离职。因此，也有人指责“非升即走”在这两所高校的本质是“养蛊”。
即使同为“非升即走”，不同高校的预聘年限、考核标准也不一样。在知乎“目前很多高校都实行6年‘非升即走’制度，谈谈你所在学校的实施和落实情况？”这一问题下，就有青椒表示自己任职的学校“非升即走”的考核并不严苛，有学校通过考核的比例可以达到80-90%；也有学校采用了更宽松的考核标准，对于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工，第一个3年期达到入职时的副教授条件可直接转为长聘讲师，如果第一个3年未达到条件，可续聘3年，第二个3年评上副教授才能转为长聘副教授。长聘讲师和长聘副教授都能直接转为事业编。
而青椒们之所以苦“非升即走”久矣，很大程度也因为很多高校没有明确的考核标准或充足的晋升名额。指南哥告诉我：“比如学院招了10个人进来，但学校每年给1个晋升名额，使得10个人中最优秀的人才能晋升。其实，这就是你跟你的同事竞争，同事就是你最大的敌人。”
此外，国内高校培养的博士数量也远远高于国内高校的岗位需求。2023年3月，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表示，“全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365.4万人，这两年增加比例比较快的是博士生，博士生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55.6万人，是2012年的2倍。”
与之相对应，近几年高校和学科的数量并未大幅增加。“这十年来，高校教师正在完成新老更替，但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岗位”，指南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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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检视到被异化

在一个高度依赖“运气”的系统中，“非升即走”只是青椒们面临的重重考核的一个缩影。既然标准不够明确，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便可以成为“标准”。
李州在上海的一所高校做教师，他告诉我，有些学校会对青年老师提出年龄的要求，但他看来，这个要求在培养周期较长的学术领域并不合理。“有的学校卡30岁、33岁或者是35岁，它规定你要在这个年龄之前具有足够的竞争力。这意味着你的人生不能犯错——或者至少不能走其他的路。如果我一毕业没有直接读博，而是工作几年，那我基本上就没有从事教职的机会了。”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博或是进入学术领域的目标在一开始并不明晰，王洋和李州都是在读研时才渐渐明确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和方向。李州在本科时成绩倒数，学的也很挣扎，读研时才转换到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传播方向，走上学术道路。
而这就给通不过“非升即走”考核的青椒们带来另一重压力，因为在每座城市，水平相当的高校只有几家，能提供的对口教职更是有限，使得青椒们在“非升即走”失败后面临着得不得更换城市重新开始的困境。指南哥观察到，部分青椒就会因此而不婚不育，“这属于来自职业的压力”。
除了学术之外，学校对青椒的教学也有多重审核——有时这种审核并不在于教学质量，而是“方向上”不能出错。
李州所在的学校，前几年对于教学的考核还集中在质量上，但考核并不严格，“可能学生期末填表，你的分数不要太低就行了，现在除了这个还有巡查员，我上课的时候会有人进来听，要确保我在思政上没有问题。当然他们不仅在思政上打分，也要在教学上打分。”
这些巡查员可能并不懂李州在专业领域上的内容，但他们可能随时进来、听课，并对他进行评价，以至于他不得不反复重申一些方向正确的套话。另一方面，学校里也经常举行青年老师教课比赛，评奖评优，这些都会影响到李州的考核。“挺浪费时间。”李州说，这些考核的形式并不一定能筛选出教学效果好的、互动多的、让学生更受益的教学形式，更像是在用一套固化的标准套到老师们的身上。
目前，李州所在的学校里教学考核并没有被纳入“非升即走”的标准中，但有的学校会要求三年内至少拿一次“优质教学”。和课题申报相似，优质教学同样有比例限制，有的学校只有前10%的人有教学评优的机会，评优的标准同样模糊，除了学生打分外，领导评价也占很大的比重，“这里就有很大的空间了，比如你和领导的关系怎么样？”
重重压力下，人的“异化”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李州观察他身边的同僚，有人“卷生卷死”，“有个学姐从早学到晚，除了科研什么都不关心”；也有人用另一种模式把自己封闭起来，朋友圈里常年清风明月、岁月静好。他能够理解他们，但同时也有些惋惜，“至少人文社科类的学者应该有一些关注社会的吧，但这样的人确实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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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是为了不搞科研”

说到底，为什么要进入学术圈呢？李州和我聊起这个问题。他对自己的领域抱有热情，但其他人的热情已被慢慢消磨掉了。
有人为了“镀金”而进入严苛的竞争制度，王洋告诉我，在那些明知武大、中大的严苛制度，但仍选择进入的年轻人中，除了仍觉得自己会幸运、或能够脱颖而出的小部分人之外，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去“镀金”，他们从未期待过进入这两所高校，只想利用两所学校的平台获取资源和项目，再拿着这些经历转投向其他学校。
在李州读博期间，身边有一部分同学是为了更好地考公才选择读博：“大概有1/3是为了考公，1/3是有热情的 ，剩下的也是为了稳定吧”。
他读博的学校在国内排行靠前，学业压力同样不容小觑。我震惊于有人“行一条崎岖难行的上天路”只是为了“上岸”，但打开小红书搜索，跳出来的第一条帖子是“该不会真的有人看不上博士考公吧”？接着是罗列国考职位库中的报考要求“仅限博士研究生”，贴主还写到：“在有得选的情况下抓紧时间、少打杂、快点毕业、积极找工作”。
帖子底下有人问：“读博比考公痛苦吧”？有人则回复：“读博是为了不搞科研”。
回复看起来有些吊诡，但在一些例子里，科研的压力最终以惨烈的形式呈现。
读博期间，刘文所在的学校有人在图书馆厕所里烧炭自杀，这名学生最后留下的遗言是“Study is hard.”。我们聊起这件事，他叹起气来，“只有很少人能在这套系统里胜出，但是很多人无法解套。规则是学校定的，无法从外部解决，只能自己调节，就像高考压力很大，学生没有办法，你说怎么办？能都自杀吗？”
除了忍受、卷或离开，似乎没有别的出路。采访过程中，有一位四川省某高校的老师说，“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要理解和支持这套制度......每年这么多的产能（博士培养）过剩，除了这套方式，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
我问刘文，之后他还会进入高校系统吗？他说，“如果有机会还是愿意往教学上走，我还是对教学有更大的热情，有机会我肯定希望当老师，把我学的这些东西传递给学生。”他补充道，“这也要看他给我的条件，如果没有机会，我就是一步一步走，尝试别的领域了。”
*受访者均为化名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201A02CBQ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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