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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柳丝
编辑 康晓
出品｜深网·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历经半年的美团反把持一案终于靴子落地。上周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20年境内销售收入3%的罚款，计34.42亿元。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把持法》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立案调查。自此之后，美团股价接连下跌，从4月高点240港元一起下探到到8月低点183.2港元。
现在，美团政策风险得到部分释放。经过一个周末，美团在周一港股开盘后迎来8.36%的涨幅，收盘报277.4港元。
对于市场监管总局的处罚决定，美团表态诚恳，回应称，“我们诚恳继承，果断落实，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指导书》全面深入自查整改，杜绝‘二选一’。美团将以此为戒，依法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努力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反把持的靴子落地，吹开了笼罩在美团头上的阴影，但这只能阐明美团阶段性安全。未来面对的政策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比如如何改善外卖骑手待遇，如何提升外卖骑手福利保障。
提相对于反把持明确的罚款数额，上述不确定性并不立即提现在财务数字上。如同网约车新物种出现时政策层面的不断递进，这些问题也将会长期存在和持续。
34.43亿罚款，多吗？
美团被处罚的额度，低于市场预期的4%，低于此前外媒预期的10亿美元。
在美团之前，阿里打开了国内科技企业反把持的第一枪，被处罚182.28亿元，占到2019年总销售额的4%。
对于处罚比例的问题，长期研究竞争与反把持的律师刘延喜在《中国纵向把持协议公开案例研究报告》中分析，在2012年4月至2020年6月之间，达成并实施的19起行政处罚案中，“行政罚款/销售额”的平均值为3.67%。
这样来看，美团处罚销售额3%的这个比例，是低于平均值的。
罚款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它将对强化平台经济反把持监管，以及规范平台经济领域竞争秩序做出有效的示范效应。
在此背景下，作为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的重要角色，美团可以在明确的安全范围内重新调整市场策略。从长期来看，这也将利好整个行业的良性竞争，以及美团其他业务的正向发展。
美团的主要业务有三大部分组成，餐饮外卖、到店酒旅、新业务。最新的二季度财报来看，营收达到438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77%；季度经营亏损环比缩减至32.5亿元。
其中，餐饮外卖不停保持是美团收入占比最大的业务。今年二季度，美团餐饮外卖收入同比增长59%至231.25亿元；买卖业务额同比增长59.5%至1736亿元；经营利润增加95.2%至24亿元，经营利润率由8.6%进一步改善至10.6%。
第二大部分是新业务收入，达到120.32亿元，同比增长113.6%。该业务收入增长主要是美团优选、美团闪购、美团买菜等零售业务、B2B餐饮供应链、共享骑行增长的推动。收入大增同时，亏损同比及环比增长至92亿元。但对于美团而言，美团优选代表了未来增长曲线，美团不会轻易放弃，加大低线城市的渗透是他们接下来的重点发力方向。
第三大部分是到店、酒店及旅游收入。2021年第二季度内该业务收入86.02亿元，同比增长89.3%。经营利润由2020年同期的19亿元增加93.7%至37亿元
“二选一”闭幕后，市场格局会有新的变化吗？
在资本裹挟下，“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扼杀式并购让互联网越来越“内卷”。而美团过去“二选一”的根源，则主要来自于外卖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美团需要夯实当地市场份额的需要。
《深网》过去曾研究发现，“二选一”的行为不仅发生在美团身上，也同样发生在饿了么身上，并且通常集中在各自市场占据率更高的地区。
此前，在完成一二线核心城市的市场布局后，下沉成为美团外卖和饿了么的发力重点。自团购时期起就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深入市场的美团外卖在起跑线上就已经建立优势；而饿了么在2019年7月投入30亿元开启夏季战役时，也将渗透三四线城市作为重要部署。
美团外卖在低线城市不停增长快速。2019年其财报提到，在消费者端，美团于低线城市的餐饮外卖业务贡献越来越大，买卖业务金额增长越来越快。低线城市仍然是美团点评用户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大多数新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
因此，美团势必要巩固份额和商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公告中显示，2018到2020年，与美团签订独家合作协议的餐饮经营者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美团平台内全部经营者中占据较大比重，且比例逐年提高。
现在，美团和饿了么包揽了外卖市场近95%市场份额，在美团反把持处罚背景下，饿了么是否能够抢到窗口期还留存问号。首先是二者市场份额的差距，其次平台商户数量、配送算法、用户粘性和满意度都是决定最后结果的重要条件。
下一个问号：如何解决骑手福利保障问题？
悬在美团头上的另一个政策风险，是关于如何保障和提高骑手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今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要求。对外骑手的劳动收入、劳动安全、食品安全、社会保障、从业环境、组织建设、矛盾处置等7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无论是外卖骑手，还是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些都是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中出现的新的灵活就业群体。
2020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为470万，无论从数量来看，还是从市场影响来看，美团在其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因此，政策上的一点风向变动，就会给美团带来非常大的连锁反应。
今年第二季度财报发布后，王兴在电话会中特意针对此问题进行了答复，正在当局部门指导下，探索更符合骑手群体特征和群体利益的社会保障方式，并称“美团已率先相应国家号召推动落实骑手的职业伤害保障计划，积极参加当局试点并推动加快全面建设，解决骑手工作的
截至目前，骑手的社保应该如何缴纳，缴纳多少，还没有一个定论。招商证券研报通过一组测试图看出骑手缴纳社保对于美团财务上的影响。
该研报指出，2020年美团约100万名日活骑手（专送骑手30%、乐跑骑手30%、众包骑手40%），在该行悲观假设下，美团将需要为专送和乐跑骑手(约60万名)缴纳社保。按照每月约1500元缴纳基数(平均最低工资)的32%来缴纳社保，美团总社保成本将为34.56亿元 (占外卖成本比重6.6%)，而外卖单均成本将相应提升0.51元人民币。而2020年美团外卖经调整利润才28亿元，这将直接导致美团利润承压。固然，该行认为美团可以利用一些手段部分抵消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即便反把持靴子已落地，但在关于在骑手社保的监管细则出台之前，社保成本对美团财务的影响仍存构成很大政策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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