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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劲敌通常都来自北方。从传说中荤粥（xūn yù）到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不是发源于塞外的大漠草原，就是来自东北的白山黑水。至于其他方向，像西南方向的吐蕃、南诏，南方的百越、安南等，即便强大也只能逞雄于一时，在大多数时间里对中原王朝来说只能算是癣疥之疾。
唯独在华夏的东方，一望无际的大海隔绝了齐备外敌，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保护着这片广袤无垠的大陆。直到……许多人可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于十九世纪驾着坚船利炮而来的洋毛，但事实上在此之前的近500年前，便有敌自海上来，打破了中国海疆维持了数千年以来的平静。
这个仇人，就叫倭寇。
我们这个讨厌的岛国邻居，向来表里不一，向来野心勃勃。对于强者，他们不耻于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即便被杀父夺妻也甘之如饴。而对于弱者，他们同样不耻于暴露出自己禽兽和强盗的本来面目，什么不是人的事都干得出来，而且还以此为荣。
在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兴起了蛇吞象之心，向东亚霸主发起了挑战，然后就被唐将刘仁轨一棒子敲进了白江口那冰冷的海水里。此后的近千年间，记吃也记打的小本子才坐卧不宁的派出遣唐使，处处以华为师，再也不敢把自己的脏爪子到处乱伸。
直到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在那个小岛子上灭国无数、自忖天大地大都装不下他了的丰臣秀吉又打起了借道朝鲜吞并明朝，继而称霸东亚大陆的祖传主意，于是两国又打了一场，史称万历援朝抗倭之役。
但事实上明朝对于这个小矬子对手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自大明开国以来，就不停在抗倭，而且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抗。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此倭非彼倭。
01
在我们的印象中，类似杰克船长那样的海盗好像都是西方的特产，可实际上哪片大陆都少不了靠海吃海的家伙。比如在《后汉书》中就记载着一个叫张伯路的河北人（东汉的渤海郡，郡治在今河北沧州），在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前后在黄海沿海一带干起了杀人越货的买卖。官兵前来剿杀时，他们就驾舟退守海岛，等大军一退，他们就再度登陆烧杀抢掠。
这是在我国有明文记载的最早的海盗，距今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
此后三国时的“海贼胡玉”，东晋时的孙恩、卢循等，其实都是类似张伯路的海盗，只是规模有大有小不等。像孙恩、卢循不但当着海盗，还借五斗米教大肆扩充势力，最顶峰时御众数十万，以至于海上之王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还想过把陆上皇帝的瘾。孙恩卢循之乱连续了十余年，将东南沿海地区祸害得稀巴烂，彻底断送了东晋中兴的机会，间接推动了刘裕势力的崛起，也算是小人物推动大历史的典型代表了。
南北朝过后，华夏基本一统，而且唐、宋、元等朝都非常器重海上贸易，因此加大了海上防御力量的投入，使得近岸海盗基本绝迹。直到元明瓜代之际，对岸的小本子才跑来客串起了海盗的角色。
这帮家伙是怎么跑来的呢？这还得从忽必烈东征日本说起。
话说老忽的大军虽然十分倒霉的两次遭遇台风、没能把对岸的小本子怎么样，但照旧把他们吓得不轻。而且他们也深知所谓的“神风”不可能每次都那么神，为了避免招祸，小本子干脆公布海禁，寸板不得入海。
可问题在于他们所处的那个破岛物产不丰，经济非常落后。许多生活必需品如丝、布、锅、针及药材等都无法自产，一旦没了中国货的供应，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这可咋办？马子曾经说过，只要利润足够大，人们就有勇气践踏齐备法律——这条真理，显然对小本子也是适用的。
每百斤丝在中国的江浙等产地可能只值几百钱，但运到日本就能卖到6、7两银子，其间的利润足以令人疯狂。于是无数日本的领主、贵族、武士以及商人纷纷玩起了偷渡，甘冒巨大的风险来中国贸易。而蒙古人虽然一看小本子就来气，但看在送上门的税款的面子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还专设了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市舶司专司对日贸易。
所以在元日贸易中，对前者来说是合法的，于后者而言则黑白法的。这就让一些心思灵活的小本子发现有机可趁——老老实实的做买卖，虽然利润巨大，但哪比得上无本买卖？而且因为这种贸易活动本身就黑白法的，就算出现了杀人越货的海盗行径，当时的镰仓幕府应该也懒得管，没准还能给他们发一枚大勋章。
于是最早的倭寇就诞生了。他们专门打劫从元朝大采购后返程的同胞，对此镰仓幕府果然全当没看着，而元朝已经收了税，还事不关己，自然更乐得吃瓜看戏。
但到了元末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镰仓幕府完蛋，日本进入了所谓的南北朝时期，成天打仗。而那些打了败仗的大名、贵族和武士在岛上无法驻足，只好下海做起无本买卖。可问题是一打仗，在元白天做贸易的商人也少了，僧多粥少，填不饱肚子，这可咋办？
于是这帮新鲜出炉的倭寇，就将目光锁定在了高丽身上。
话说高丽这个民族，身处中日两大强邻之间，又总是热衷于到处撩闲，所以免不了轮番挨揍。但非常奇葩的，是这个民族每次挨揍后的反应。
该怎么形容呢？照旧打个比方吧。高丽就像个小眉毛小眼大饼子脸的姿色平平的女子，但总是自以为是天下第一绝色。别人无意中瞅她一眼，就觉得人家想强暴她，无意中撞她一下，就认为人家想霸占她，然后就能自行脑补出至少一百集的伦理、动作、阴谋、宫斗、情色大戏——今天某宇宙强国的影视演艺产业能强势输出环球，这一祖传基因应该算得上是居功至伟了。
所以一旦挨了揍，他们宁可死扛也不愿意找援兵，就是恐怕别人看上了自家的穷山僻壤、占住了就不走，总是要见到棺材了才想起来求救。比如百济，当年都快被唐军撵下海了才向小本子求援，结果援军不给力，所以只好亡国。比如万历援朝之役，朝鲜国王李昖被揍得都快跳鸭绿江了，才舍得向宗主国大明朝呼救。再比如70年前的那场战役，大太阳同道同样是快被撵出国境了，才终于慷慨的约请我们过去帮个小忙。
于是当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来了一帮乱糟糟的倭寇登陆抢劫时，高丽君臣照旧预备死扛。可问题是该国军队的战斗力从来都是嘴炮宇宙级，实战小区级，很快就被一帮从日本流窜过来的败军之将打得落花流水。这可咋办？好办。眼一闭，心一横，再双手抱头——有本事你就打死我！
本就是游兵散勇的倭寇自然没有灭国的本事，而且还嫌弃高丽太穷、抢不到好东西。于是他们的目光忍不住向南移动，就瞄上了占据东亚大陆绝大部分富饶土地的那个庞然大物。
02
从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到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的5年间，倭寇从高丽跨海而来，连续袭扰山东沿海。当地守将刘暹——这个仅在史书中留下寥寥十余字，出身、履历乃至于官职均不详的元朝将领频频率军出击，将倭寇迎头击溃，使其不得不缩回海上，不敢再来找死。
但只有一个刘暹，是无法扭转大势的。
曾经强大无匹的元朝，在当时已经离死不远了。在南方，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同样举着反元旗帜的义军在互殴，在北方，一大堆名字中带着“帖木儿”的蒙古王公军阀，在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皇后奇氏（高丽人）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这一家三口的幕后支持下疯狂内讧——反正大家都忙着打内战，谁有闲心搭理什么倭寇？
在各方势力的一致纵容下，刚被刘暹打残的倭寇舔舐好伤口后，便迸发出更大的野心和贪欲。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即大明朝立国第二年起，倭寇便开始骚扰山东、江苏沿海。在未受到器重和大力打击的情况下，他们的胆量越来越大，劫掠的目标很快就扩大到浙江的明、台、温诸州以及福建部分州县，给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丧失。
这下朱元璋就不能不器重这个问题了。对此他采取了两个应对措施，其一是遣使赴日与室町幕府交涉，要求其严格约束国民并出兵打击海盗。不过老朱不是老忽，没有渡海东征的想法和本领，所以室町幕府对他的要求也不是很器重。像足利义满（就是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边那个傻了吧唧的将军）在位时对打击倭寇很共同，他儿子足利义持因不愿向明称臣而断绝了了两国贸易，还对倭寇大加纵容和支持。等到足利义教上位后，又为了取得对明朝贡贸易的机会开始大力打击倭寇。
室町幕府靠不住，老朱只好靠自己了。
其实相对于倭寇，更让朱元璋告急和警惕的，是老冤家张士诚、方国珍的那些流窜于沿海和海岛之间的旧部。为了杜绝这些隐患，他自认为想到了个好办法，那就是禁海。
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到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先后7次下达禁海令，从罢废市舶司、断绝对外贸易到“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洪武十四年冬十月》），再到克制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甚至连藩属国朝贡觐见都一度被克制。同时他还在沿海地区大修堡垒，比如在福建海岸“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在浙江“筑城五十九，分戍诸卫”（《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列传第二百十》）等等，力保海外之敌无法登陆，同时也勒令国内寸板不得入海。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对峙他老子的禁海政策，同时却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数下西洋。甭管他的目的是寻找建文照旧宣扬国威，反正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举动激起了东南地区原本经营海贸、如今却因禁海而丧失惨重的士绅富商们的极大愤怒。
别以为皇帝就有什么了不起的。得罪了不好惹的人，照样分分钟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东南海商勾结倭寇大肆袭扰，搞得朱棣这位战役狂人焦头烂额，竟然要求军队固守，不得轻易出战：
“金山卫奏有倭舡百艘，贼七千余人，攻城劫掠，上敕海道捕倭都指挥谷祥、张翥，令以兵策应。又令各卫所固守城池，贼至勿轻出战，有机可乘，亦不可失。务出万全。”（《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永乐十五年六月》）
话说就在战火纷飞、内战不休的50多年前，一介无名之辈刘暹单凭一地之力就能打得倭寇落花流水，不敢再犯。而洪武、永乐年间无疑是大明朝国力、军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为何竟被区区倭寇打得只敢据城自守、不敢出战？
要说正将蒙古人揍得屁滚尿流的明军打不过一帮在那个破岛上都站不住脚的败军之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朱元璋、朱棣父子肯定不懂何为“海权”，更不懂如何迎战从海上来的对手，便想固然的将大海一禁了之，以为这样就能让倭寇知难而退，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殊不知海上敌唯有海上战，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应对方式。弃海守岸无疑是最愚蠢的选择——大明朝有近3万公里长的海岸线，倭寇在海上畅行无阻，可以随意攻击任何一点，朱元璋、朱棣得派多少戎马、修多少城堡才能真正的将倭寇挡在外边？他们要是真这么干了，估计大明朝的财政早被折腾得停业好几回了。
所以禁海禁海，禁来禁去就禁了个寂寞，反倒让大明朝的沿海地区成了倭寇狂欢的乐园。据史料记载，在洪武、永乐朝的57年间共遭倭寇劫掠94次。而在洪熙到正德朝的近百年间，大明虽然日益文恬武嬉、国力下降、军备废弛，但“倭寇来了”的警报却仅仅拉响过17次，这又是何原理？
原因很简单——在朱棣之后的从朱瞻基到朱厚照的历任大明皇帝，齐备都是嘴上说着严守祖训、对峙禁海政策不动摇，但实际上都对自家老祖宗那近乎倒行逆施的破规矩不怎么感冒。所以要是有人违反了禁海令，他们基本都当没看着，还经常在暗中推一把、帮一下。
事实上早在永乐末年，在倭寇问题上撞得满头是包的朱棣就已经默认了重开市舶司。既然市舶司都开了，他的子孙再允许藩国前来朝贡觐见也就没啥心理负担了。至于藩国就拉来一船贡品，屁股后头却跟着好几条船的货物想到大明来贩卖，只要交足了税款也没人愿意追究，不然重开市舶司到底是为了啥？
再厥后有胆大的海商战战兢兢的重操旧业，结果发现照旧没人来抓，于是老朱的禁海令就彻底成了废纸一张，大明朝的海上贸易往来又重新红火了起来。在这种局面下，朝廷、地方、士绅、海商以及日本、南洋等地的藩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谁专门来搞破坏自然就成了讨人嫌的角色。
所以用不着大明朝耗费巨资驻兵、修堡，想在海贸生意中发大财的各方势力就会自发出手，搞得倭寇死去活来。就算另有不怕死的敢跑来抢劫，也闹不出多大的规模和破坏力了。
03
假如大明朝的海上贸易继续这么红红火火的发展下去，倭寇早晚得齐备饿死——唐、宋、元朝即是如此，只要生意做得好，就没有海盗的容身之地。
可偏偏大明朝出了个不走寻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
这厮以宗藩继皇统，本身就缺乏权势巨子和安全感，成天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所以一登基就搞出个大礼议事件，跟满朝文武顶起了牛。
大礼议事件连续了20多年，终极的结果虽然是朱厚熜成功的将朱佑樘弄成了“皇伯考”，还给亲爹朱祐杬、亲妈蒋氏追尊了帝后尊号，迎进了太庙，但却使得君臣关系彻底破裂，说是彼此间视若仇雠也不为过。
于是在整个嘉靖年间，朱厚熜跟满朝文官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斗，闹得不可开交。直到最后朱厚熜烦不胜烦，干脆把自己关在宫里修道炼丹、不愿上朝，还放出严嵩这只忠狗把文官们折腾得鸡飞狗跳。
固然朱厚熜自己也没闲着，找到机会就给文官挖坑，比如发生在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的争贡之役。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所谓的“战国时代”，室町幕府说话屁用不顶，地方大名各自为政，成天打成一团，对明贸易也搞得七零八落。比如这一年日本来大明朝贡的使团里就有一对冤家对头——细川氏和大内氏，因为新仇旧恨大打出手，从宁波打到绍兴，继而狂性大发，沿途杀掠，奉命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因此战死。
这下事闹大发了，一大堆贪赃枉法的官员因此落马，谦道宗设、宋素卿等罪魁祸首被处死，这件破事按理说也该落幕了。谁知到了6年后的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朱厚熜突然间一声令下，又以争贡之役以及维护祖制为由撤销了宁波市舶司，中断了中日贸易。
这又是为啥？
因几年前的左顺门案，朱厚熜用翻飞的廷杖不但打烂了近二百名文官的屁股，更彻底打烂了君臣关系。从此大明朝的皇帝和文官对立，成天琢磨着给对方添堵。
所以有一天朱厚熜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就打起了通过禁海打击文官集团的主意。
明朝本身就是个崛起于南方的政权，再加上南方文教发达，尤其善于测验，所以朝中籍贯在南方的文官极多。同时，因为南方经济发达，官、绅、商关系尤为紧密。这么说吧，在大明朝的高官中，十个里边至少有八个是南方人，此中至少半数的家属经商，而且广泛与海外贸易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朱厚熜这么一禁海，自以为是一棒子打在了那些南方文官的七寸上——让你们再跟朕斗，直接把你们的钱袋子给废了，看你们哭不哭！
可大明朝的文官哪是那么好对付的？要知道厥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穷得都快当裤子了，都没法从南方征收到一文钱的商税。朱厚熜凭区区一个禁海令就想令其屈服，那纯粹是做梦！
你皇帝老儿不是撤了市舶司、不让我们干海贸吗？那太好了，我们干脆连税都不用交了，直接走私！
结果就是朱厚熜聪明反被聪明误，白白丧失了一大笔税款，反倒让东南海商赚得更加盆满钵满。
本来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倒霉的只有大明朝廷和朱厚熜，剩下的都是既得利益者，而且倭寇照旧挤不上这场饕餮盛宴的台面。但问题是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赚得越多就越不知足，这下就闹失事了。
按照原本的流程，有大票文官支持的东南父母官府、富商豪绅出资组织茶业、丝织业、瓷业等出口产品的生产，然后将产品销售给海商，再向市舶司缴纳过税款后就可以乘船出海，运往朝鲜、日本及南洋地区。可是在市舶司这个中间环节消散以后，就不仅仅是少缴一笔税款的问题了，更在于缺少了一道保证交易各方公平买卖的保障。
于是父母官府和富商豪绅仗着官商勾结的配景，加上有朝廷三令五申克制海商出海的“圣谕”为凭，就开始大肆敲诈盘剥海商。要么是货物以次充好，要么是光收钱不供货或少供货，要么就是欠钱不还，甚至为了赖账直接举报人家走私通倭——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海商就不是大把钱财打了水漂那么简单了，抄家灭族都是分分钟的事。
在这些贪得无厌的土豪劣绅的暴虐压榨下，大批海商纷纷停业。可问题是在那个年初敢在海上讨生活的，几乎个个都是流亡徒，在被逼上绝路的情况下，他们会做出何种选择，用脚后跟想都想得出来。
于是走投无路的明朝海商与穷途末路的日本海盗走到了一起，就形成了差点搞崩了大明朝半壁山河的嘉靖倭乱。
在嘉靖朝的45年间，光是东南沿海就大大小小闹了628次倭患，占终明一朝276年倭患总数的80%以上。可以说在今天我们所指的倭寇，都是在嘉靖朝闹的。
04
所以让我们义愤填膺的口诛笔伐了好几百年的倭寇，此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是那个破岛子上的小本子，而是如假包换的大明子民。固然这不是我瞎说的，而是在当时的大明朝上下人所共知的事情，就连躲在深宫内院里不露头的朱厚熜都心知肚明：
“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
在胡宗宪担任东南总督剿灭倭寇期间，曾约请郑若曾、邵芳等名士编写了一部名为《筹海图编》的书籍，此中具体列举了14股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领的具体资料，齐备都是明人，就没一个“真倭”。比如徽州府歙县人汪直和徐海、浙江人叶麻、福建人陈东这“四大寇”，光是看名字，也赖不到人家小本子头上啊？
而倭寇中的“真倭”，不但人数少，日子过得还特别苦逼——最硬最难的仗都是他们去打，死伤也是他们最多，啃下硬骨头后恣意吃肉（烧杀抢掠）这样的“好事”却基本轮不到他们，战后分赃也永远是拿得最少的。为啥？没地位呗。这帮倒霉蛋要论政治、经济头脑以及向导本领那是绝对没有的，否则怎么会在老家都混不下去、被撵到了大海上当强盗？而到了大明的陆地上，这帮傻货更是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想打劫都经常找不到地方。所以除了一膀子力气外，“真倭”们简直是一无是处，离了那些来自大明的“假倭”连活下去都费劲。
这也是在“假倭”都老老实实做海贸生意时，“真倭”连一点水花都扑腾不起来的主要原因。
所以真正的倭寇只能沦为廉价打手，冒牌货的“假倭”倒混得风生水起，让“真倭”们敬佩得五体投地，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卖命——至今汪直这位“五峰船主”的塑像还立在日本，供人瞻仰吊唁呢。
而除了个别脑子里长得都是肌肉的傻蛋外，绝大多数倭寇头子袭扰东南沿海的目的并非就是单纯的烧杀抢掠。用汪直的话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为了“要挟官府，开港通市”。
说白了就是只要朝廷不禁海了，他们就不闹了，更愿意规规矩矩的做海贸生意。
但朝廷能答应吗？首先朱厚熜就不能干。这位嘉靖皇帝不乏聪明才智，很快就发现自己瞎扯淡惹了大祸，固然后悔不迭。可问题是这厮的性格既自私、刚愎又刻薄、毫无责任感，同时还极好面子，让他认个错比杀了他还难受。所以想在嘉靖朝排除海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反正倭寇又打不到北京城，所以朱厚熜还挺得住。
而那些给东南的土豪劣绅当保护伞、逼得海商当起了倭寇的文官们呢？自然也不待见汪直这样的真海商、假倭寇。毕竟后者就是被他们逼去当海盗的，一旦招安了，这么大的把柄在人家手里握着，晚上睡觉都不安生。
总之就是大明朝的皇帝和高官们围绕禁海这码事斗法，结果都玩砸了。虽然倭寇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将海禁废了就万事大吉，可这么一来，无论皇帝照旧高官的面子就都没了，所以他们死活不干。于是东南的百姓就倒了血霉，只能被倭寇没完没了的祸害。
既然海禁动不得，那对倭寇就只有剿灭一途了。可问题是谁都知道只要海禁不解，哪怕剿灭了汪直、徐海，早晚还得冒出更多的张直、李海，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所以哪怕戚继光、俞大猷们再能打，但倭寇问题却终究不是将军们能在战场上彻底根除的问题。因此在当时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很清楚——要彻底解决倭寇问题，只能等朱厚熜驾崩。
果然，从朱厚熜挂掉到明亡的近80年间，倭患骤降到48次，又基本恢复到了洪熙到正德朝时的水平。
05
嘉靖倭乱的高潮主要会合爆发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到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在这19年间，朱厚熜共指派过3任正式的抗倭主帅，即朱纨、张经和胡宗宪。只不过这仨老兄的了局，简直是一个比一个惨。
若是只算打倭寇的本事，无论是终极胜利了的胡宗宪照旧“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朱纨、张经其实都不差。可一旦坐上了抗倭主帅的位置，把倭寇打成什么样反倒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那啥才重要？固然是让那些立场殊异的国内各方势力的大佬们齐备满意，最少也得保证他们的利益。否则就算胡宗宪们能把倭寇连同其祖宗十八代都杀得一干二净，照样逃不过被卸磨杀驴的了局。
这恰好表现了这场抗倭战役的本质就是场内战，而非抵抗外辱的国战。
先说朱纨。这位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进士是苏州人，家世清白，为人忠直，宦途上始终在地方为官，跟朝中各党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利益集团没什么牵扯。所以朱厚熜才放心的派他提督浙江、福建海防军务，巡抚浙江。
可问题在于朱纨此前没什么执掌兵事的经验，对东南地区倭患的复杂成因及牵扯到的国内斗争配景都缺乏相识。可以说他就是单纯的认为自己是肩负“皇命”而来的，而朱厚熜甭管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对于倭患的公开态度就两条，其一曰对峙禁海不动摇，其二曰逢倭必剿，早打光了早好。
朱厚熜是这么说的，朱纨就信以为真，到任后立马大张旗鼓的力行禁海：
“纨巡海道，采佥事项高及士民言，谓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上疏具列其状。于是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明史·卷二百五·列传第九十三》）
他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收缴并严管民间船只，强化保甲制度，严打走私，试图在根源上断绝倭寇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来源。在这些措施起到效果后，朱纨断然出击，连续大败盘踞在双屿及温、盘、南麂等地的倭寇，抓获倭酋许栋、李光头等百余人，并公开将其明正典刑。
朱纨为啥急着杀人？因为他的一通连环出击搞得东南局面天翻地覆，倭寇被打得远遁千里、不敢靠岸，走私海商被大批查扣逮捕，丧失惨重，而给他们供货的东南士绅，固然也被断了财路。
假如抗倭之战是一场纯粹的战役，那么朱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可惜的是，抗倭并非是简单的将倭寇打跑、杀光就行，关键在于怎么摆平国内大佬的利益要求。而朱纨非但没摆平，反倒激化了矛盾。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于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潮水般的涌向了朱纨。
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立场，朱纨才不走法定步伐，而是使用上任前朱厚熜给他的“相机处置”的特权大开杀戒。
百多颗人头落地之后，朱纨与东南利益集团的关系彻底不可修复。于是后者疯狂的弹劾其擅杀之罪，几乎到了举朝皆曰朱纨该杀的程度。最后连朱厚熜也扛不住压力，只好下令将其免职逮捕。
此时的朱纨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对手从来都不是倭寇，而是朝中的那些衣冠禽兽。刚烈的朱纨不甘受辱，干脆仰药自尽：
“‘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尤难……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明史·卷二百五·列传第九十三》）
朱纨死了，但倭寇还得打，于是朱厚熜又调来张经接班。
与一脑袋浆糊上任、到死才弄明确黑白的朱纨相比，张经不但是福建人，深谙倭患背后的水有多深，而且此前任官两广时积累了许多军事经验，战功颇丰。所以他到任后，根本不管什么禁海不禁海、走私不走私，就发挥特长、揪住倭寇猛打——只抓军事、不涉政治，这下朝中应该不会对他下绊子、拖后腿了吧？
可问题是朱纨在时好打的倭寇，轮到张经就不好打了。
为啥？朱纨虽然不受东南官绅的待见，但他为官公平又治军严格，还能打胜仗，所以深受广大官兵的拥护和爱戴。可就这样一个威望甚高的好上司，却被朝廷逼得自尽，麾下如柯乔、卢镗等功勋赫赫的嫡系将领也被下狱论死。于是整个东南明军的士气跌到了冰点，与倭寇作战，稍有不利就望风而逃，根本就不堪一战。
对此，经验丰富的张经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先是征调了在两广作战时深得他信赖的旧部，即广西、湘西的狼土兵，同时对主力队伍裁汰择优，选将调兵，并不急于一战，而是等队伍训练好了再出兵。
张经的计划没问题，但他却忽略了此前在东南事务中不停保持沉默的一方大势力，那就是严党。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春，倭寇进犯乍浦、海宁，攻破崇德，转掠浙西，造成了严重的丧失。因此时狼土兵尚未到位，主力队伍仍处于训练期，所以张经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向朱厚熜拼命解释。但多疑的后者仍勃然震怒，认为张经养寇自重，有不臣之心，便派兵部侍郎赵文华到浙江当监军，督促张经作战。
赵文华的另一个身份是严党骨干、严嵩的干儿子。话说当时的严党虽然独掌大权，还能让朱厚熜百依百顺，但严嵩对于倭寇问题的态度照旧很慎重的，因为他知道这里边的水太深，贸然参与很可能费力不讨好，所以不停未加入东南。可问题是赵文华不但贪婪无度，更加没脑子，一到东南就循例向张经索贿。可问题是张经跟严党虽无宿怨，但作为清贵士大夫中的一员，自然也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便断然拒绝了赵文华的无理要求。
赵文华在京城都是横着走的，什么时候碰过这样的硬钉子？于是恨得牙痒痒的他上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还畏惧仇人贻误战机，要求将其革职查办。
谁知赵文华的奏章还没到北京，张经这边已经预备就绪，遂于当年五月与倭寇决斗于王江泾。经数日激战，倭寇大败，被斩首近2000人，烧死和堕水溺毙者不计其数，取得东南抗倭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于是朱厚熜就同时收到了两份上疏，一份要求治张经之罪，一份则是王江泾大捷的捷报。这下他不知道该咋整了，就问严嵩。恰好此时严嵩正跟内阁次辅徐阶斗法，而张经上任东南督帅正是徐阶所荐，严嵩哪能放过这个给老对手上眼药的机会？立马颠倒黑白，说是张经冒功，胜仗是人家赵文华和胡宗宪打的：
“已而帝疑之，以问嵩。嵩言：‘徐阶、李本江、浙人，皆言经养寇不战。文华、宗宪同谋进剿，经冒以为功。’因极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明史·卷二百五·列传第九十三》）
朱厚熜震怒，下令将张经下狱，并在当年十月斩首。
06
张经冤死后，胡宗宪继任。关于胡宗宪是如何取得抗倭战役胜利的，我曾在《胡宗宪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所以他的人生就注定了是个悲剧》一文中写得很具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去看一下。
简单说，就是朱纨因为果断执行皇帝的禁海令而倒霉，张经因为得罪了严党而遭殃。而胡宗宪充实吸取了前任们的教训，争取在让各方面大佬们都满意的情况下，把倭寇的问题解决掉。
为了让皇帝满意，胡宗宪竭尽尽力支持戚继光、俞大猷等优秀将领作战。不但允许他们自行招募戎马，这才有了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俞家军（这在明朝官场可是能掉脑袋的大忌），而且一旦出了问题，胡宗宪从来都是宁肯自己背黑锅，也不让心腹爱将受到任何伤害。正是有了他的尽力支持，戚继光、俞大猷们才在与倭寇的作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绩，直至将其赶出大明的国土。
为了让严党满意，胡宗宪不惜把自己扔进泥坑，大肆受贿、挪用军费，再疯狂的贿赂严嵩、严世蕃父子，同时一旦取得功劳，齐备推到严氏爷俩头上。总之在他的竭力奉承下，严党将其视作自己人并予以保护，才让胡宗宪安坐抗倭主帅之位，不至于走上朱纨、张经的覆辙。
为了让东南利益集团满意，在禁海令不可能排除的情况下，胡宗宪力主招抚汪直、徐海等倭酋。并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采取纵容的态度。
可以说在胡宗宪担任东南总督，总制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的7年间，他的主要精力并非用在与倭寇作战上，而且几乎全花在梳理国内事关东南事务的各大势力的关系上——“攘外必先安内”并非总是某委员长扯淡时的托词，在许多时候仍是至理。等胡宗宪把国内各方大佬都伺候明确了，倭寇就成了土鸡瓦狗，只需轻轻一推就会土崩瓦解。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全歼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取得了东南抗倭战役的最后胜利。
然而，能让各方都满意的办法，就是各方都没法完全满意，所以胡宗宪的了局自然也好不了——就在戚、俞二将驱逐了最后的倭寇的同时，胡宗宪这头失去利用价值的驴子自然要被卸磨杀掉。而不甘受辱的胡宗宪，也走上了朱纨曾走过的老路，在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绝命诗后，伏剑自尽。
胡宗宪死了，戚继光被调往北疆防备蒙古人，禁海令犹在，走私仍大行其道，小股的倭寇自然又死灰复燃。东南的齐备，仿佛又回到了嘉靖八年朱厚熜刚抽疯时的景象，说不定哪天又会战火重起，进入下一个轮回。
幸好朱厚熜及时死掉了。他的儿子朱载坖一即位，就将那个倒行逆施的禁海令废掉，史称“隆庆开关”。
从此东南风平浪静。大家都忙着做生意，谁闲着没事去当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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