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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五柳七
岳飞《满江红》一词脍炙人口，但是否出自其手，争议不断。随着张艺谋电影上映，话题再度翻热。
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讨论尤多。历史学家夏承焘的举述最具代表性：贺兰山在汉晋时未见于史，唐宋人凡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其地；至明中叶作诗用贺兰山尤多，但也均是实指而非泛称。岳飞想要伐金，应该去东北，而非西北。
“如果是由岳飞来写这阕《满江红》词的话，那么他用来作为倾覆金虏老巢的标记性山脉应该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是用‘燕然山’。开句打趣，也许岳飞会说‘骑烈马，飞越燕然山缺’。”学者辛德勇近日在一场讲座中提出了解读《满江红》的新方向。
北宋末年，宋徽宗和金国告竣“海上之盟”，强指燕山为漠北的燕然山，又把燕京（今北京）更名为“燕山府”。
宋徽宗不认地儿，岳飞也有错认北京是黄龙府的说法。老一辈历史学家邓广铭在《岳飞传》一书中，认为岳飞早年曾随从宋军打到过燕京城下，并一直认为黄龙府就是燕京城。这么说，岳飞直捣黄龙倒成了自摆乌龙。
“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契丹国志》）燕云十六州是战略要地，收复燕云一直是北宋口头坚挺的大政，宋太祖曾假想赎买燕云之地,宋太宗发动了两次失败的北伐，宋神宗曾假想团结高丽灭辽。
宋徽宗还是岳飞，他们共有的执念，尽在燕云之地，这事不奇怪。
宋徽宗导演了一出闹剧
唐诗宋词，燕然山比贺兰山出镜率高得多。
李白写“请缨不系越，且向燕然山”，杜甫写“欲学鸱夷子，待勒燕山铭”，王昌龄写“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范仲淹写“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岳飞也曾写过“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
燕然山指本日蒙古国杭爱山。公元89年，东汉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大北北匈奴，登上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又令班固写就《燕然山铭》，“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由此燕然山被后世传唱，勒铭燕然成为建立边功的代名词。2017年考古界的一个大事件，就是中蒙团结考察队实地踏勘，确认杭爱山的一处摩崖石刻，正是《燕然山铭》。
其实，“燕然山”之名首见于《汉书·匈奴传》，见证的却是汉朝军队的一场败仗，汉武帝时贰师将军李广利在此兵败降服佩服匈奴。燕然山未必就是好彩头。
《宋会要》中记载了宋徽宗在公元1122年（宣和四年）的一纸诏书：“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邵公奭于燕，以燕然山得名。汉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燕州，天宝元年改幽州。旧号广阳郡。有永清军节度。燕京宜改为燕山府。”宋徽宗打算勒铭燕然，但想抄近道，结果搬起石头砸了本身的脚。
清代《镇潭州》戏画。杨家将后裔杨再兴聚义九龙山，为岳飞收服。故事见《说岳全传》。
宋金联军伐辽，统领宋军的童贯、蔡攸进入燕京城之处，更是上演了一场燕然铭碑的闹剧，“勒碑于延寿寺以纪功”。不到三年，演砸了，金人反攻“燕山府”，顺势挥师南下，徽钦二帝被俘北上，途经北京，还在延寿寺作了短暂的停留。辛德勇在《发现燕然山铭》一书中，以“亡国的意淫”一词来调侃。
岳飞进过北京城？
宋军此次进攻燕京，岳飞参加了？
邓广铭先生先后提出过两种推测。1946年，他发表《“黄龙痛饮”质疑》《再谈“黄龙痛饮”》两文，认为岳飞少时曾给北宋名臣韩琦的后裔当过庄客，韩琦曾孙韩肖胄在宣和元年出使辽国时，岳飞或许作为仆从到过燕京。三十多年后，又在《“黄龙痛饮”考释》一文提出，岳飞参军之初，是在童贯幕僚刘韐部下充任敢战士的小头目，很可能参加了攻打燕京之役。
邓广铭先生在《“黄龙痛饮”考释》中进一步详解了岳飞到过燕京的史料泉源——宋人黄元振编写的《岳武穆公遗事》中的一条记事，收录于岳珂的《金佗续编》当中。此条记事残阙不全，邓广铭先生做了补全。节录其中一段：
庙（旁有一小山），公指山问属官曰：“诸公识黄龙（府乎？飞尝至）其下，城如此山之高。飞旧能饮，（因不知控制），尝有酒失，老母戒飞不饮，（后）主上（亦痛戒飞），自后不复饮。俟至黄龙城，大张乐，（开戒痛饮），以观打城，城破，每人以两橐金（帛，以酬赏）今日之劳。”
不过，此说未得公认。
作为一代兵家，很难让人相信，连战略目标都会搞错。如历史学者郑传斌在《岳飞“直抵黄龙府”考》一文认为，宋辽金史方面的文献资料，燕京虽然几易其名，但从未发现有更名为黄龙府的记载。岳飞虽出身行伍，但也粗通文墨。自宋朝开国之后，收复燕云失地即被定为国策，岳飞对其他地方倒有可能混淆，但对“燕地”是万不可能混淆的。况且，岳飞对收复燕云一直矢志不渝，在他的上奏文件中，曾多次提及燕云。
比起黄龙，更重视黄河
就史料来看，岳飞的战略目标，并非直捣黄龙，而是安定两河。
岳飞应该明确了解燕云的地理位置，在阐述战略方针时也一直把燕云挂在嘴边。公元1127年秋，岳飞上书言事被罢官，投效河北招抚使张所，和张所讨论河北军事时说：“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犹燕云之有金坡诸关。河北不归，则河南未可守；诸关不获，则燕云未可守。”
十年之后，岳飞给赵构献上《乞出师札子》，这是岳飞的《出师表》，提出经略两河、团结辽国残部灭金的构想，与宋神宗的团结高丽灭辽大抵相同。“臣然后分兵濬、滑，经略两河，刘豫父子断可成擒。如此则大辽有可立之形，金贼有破灭之理，四夷可以安定。”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北伐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岳飞诗词中同样把平生夙愿定位于河洛、幽燕之地。
岳飞是河北西路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农家子，“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相比直捣黄龙，他想的是守卫黄河。
岳飞声言“黄龙痛饮”，是在第四次北伐之际。1140年（绍兴十年），岳家军在郾城和颍昌取得两次大捷，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
《宋史》载，“自燕以南，金命令不可，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其时金军军心涣散，金将韩常在顺昌败北后，被完颜宗弼鞭挞，颍昌之战后完颜宗弼的女婿阵亡，韩常更不敢回师开封，只好派密使向岳飞投诚。
岳飞说直捣黄龙，有特定背景，或是在给韩常画大饼。
原来还有一处黄龙城
史上有两处黄龙。一在辽宁朝阳，一在吉林农安。
鲜卑、契丹或出同源，《旧唐书》说：“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此处的黄龙在辽宁朝阳。
公元四世纪，鲜卑慕容氏建黄龙城。黄龙城历经前燕、后燕和北燕的兴亡，成为三燕故都。金庸《天龙八部》里，慕容复想复国，也应该立志“直捣黄龙”。
初唐墨客沈佺期有诗“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初唐时连年对契丹用兵，黄龙城是前线要塞。唐代武则天时设立黄龙县，后改属幽州。
辽金时期的黄龙府，则要从古国扶余说起。
“扶余”之名始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据学者冯恩学、赵东海《扶余府城与黄龙府城的城址变迁》一文考证，现今吉林市丰满区“东团山-南城子遗址”便是扶余国早期王城遗址。公元347年，扶余国被前燕所灭，扶余王及部众五万余口掳往黄龙城。唐时高句丽再建扶余城，被薛仁贵所破。
此后渤海国建立，更名扶余府，这里成为渤海古国对抗契丹的军事重镇。公元925年，契丹耶律阿保机东征扶余府，渤海国覆灭。耶律阿保机在扶余府，染病而亡。“是日，子城上空，现黄龙缭绕，可见一里，光耀夺目”（《辽史》）。他所居的行宫在扶余府西南，于是辽国在此设立黄龙府。
黄龙府建制在辽代几经变迁，辽圣宗时为增强对女真族的控制，在本日的农安县重设黄龙府。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称帝开国后的第一仗，就是攻打黄龙府。
金灭辽后，黄龙府军事作用降落，转而成为中原通往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的交通枢纽。
石重贵先行一步
黄龙府在宋时出名，因为有前车之鉴。徽钦二帝之前，后晋末帝石重贵早走过相同的屈辱路。
后晋高祖石敬瑭为登上帝位，向契丹称臣称子，以每年献帛30万匹并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获得契丹支持。
石重贵是石敬瑭的侄子，即位后稍稍硬气了一下，只称孙不称臣。公元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兵南下，死亡后晋，开国号为辽。
石重贵出降，被耶律德光封为“负义侯”，从开封一路押至黄龙府。石重贵的行程，《新五代史》中记载甚详：“自幽州行十余日，过平州，出榆关，又行七八日，至锦州，虏人迫帝与太后拜阿保机画像。……又行五六日，过海北州，至东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余日，渡辽水，至渤海国铁州。又行七八日，过南海府，遂至黄龙府。”
石重贵到了黄龙府，又被下令折返跑，回至辽阳，最后死于建州。好巧不巧，辽时建州位于本日的辽宁朝阳西南。石重贵可谓从一个黄龙走向另一个黄龙。宋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干脆说石重贵卒于黄龙府。欧阳修《资治通鉴》也以为黄龙府就是慕容氏的黄龙城，可见宋人对黄龙府的位置也认识不清。
岳飞提出直捣黄龙，是为了迎回二圣？这个说法可商榷。
首先，徽钦二帝“北狩”后，关押在何处，《宋史》的记载自相矛盾，一说五国城，一说黄龙府。岳飞有一半的概率会扑个空。
其次，绍兴五年，宋徽宗身故，过了一年多，消息传至临安。其时朝野上下的口风，已由奉还二帝转为奉还两宫，即宋钦宗和赵构的生母韦后，岳飞不会不知。
黄龙府有多远？
《宋史》中有则轶闻，让燕然山和黄龙府扯在了一起。宋真宗年间，北宋大臣焦守节出使契丹，契丹陪同的官员指着远山对焦守节说：“此黄龙塘（府）也。”焦守节应声回问：“燕然山距此多少？”
焦守节此问，话里有话。因为燕然山下也有一座龙城，正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龙城，《汉书》说龙城是匈奴祭奠的祖地。《史记》里的“茏城”，《后汉书》的“龙祠”乃至《燕然山铭》中的“龙庭”，指的都是汉代龙城。
唐宋文人喜用汉时典故，地名多是泛指边塞，没办法在舆图上较真。
南宋陆游的《出塞曲》一诗就很有代表性。“朝践狼山雪，暮宿榆关云”“阵前乞降马前舞，檄书夜入黄龙府”，其诗明显是致敬大汉的，出击匈奴的大军暮宿榆关，檄书一夜穿越到金国的黄龙府。
榆关何在？秦始皇时蒙恬北取今河套地，树榆为塞，榆关因此得名，又称榆林塞、榆溪塞。隋唐时又有临渝关，是对契丹用兵的边防重镇，到了明初，大将徐达在临渝关故地重筑关城,就是本日的山海关，也称作榆关。明人蒋一葵《长安客话》中就此混为一谈：“今词人仍称山海关曰榆关。按秦蒙恬破胡，植榆为塞，故塞下多榆木，榆关之名起此。”宋徽宗把燕山指作燕然山，不是特例，榆关也是在宋代开始搞的“搬迁”，误以此“渝”为彼“榆”了。
明清小语言本，类似“指东道西”的例子更多。比如轲比能，《新唐书》载，三国时鲜卑首领轲比能被杀，其部众逃至黄龙城故地，始号契丹。到了《三国演义》里，轲比能从鲜卑王变成了西羌王，从东北跑到了西北，兵犯蜀国的西平关。
这倒也应了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责编：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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