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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测验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分数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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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30 11:59:00|来自:中国浙江湖州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秦春华,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测验研究院院长,教导学院研究员;教导部、中国科协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筹划(英才筹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比年来致力于测验招生制度改革、大学与中学教导衔接、本科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
北大想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教导家》:目前,清华北大30%左右的招生名额通过强基筹划录取,各个学校有不同的侧重,北京大学盼望招收和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秦春华:
站在学者的视角,我个人认为,大学要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是和它的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学的任务也描画和塑造了学生的气质。北大在中国汗青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唯一保存下来的结果,自诞生之初就带有救亡图存的任务和基因。这一任务和基因决定了北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起首,北大要为国家、民族、社会乃至全人类培养顶尖人才,除了满意学生养家糊口的需求,我们更为重要的期待是,他们能够具有公共服务的精神。在过去,是救亡图存;在今天,是负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间责任。这是北大的传统,也是北大人身上最为显着的印记。
其次,能够负担起这样任务的人,必然是能够走在期间前线的引领者,看得比别人远,想得比别人深,具有感召力和领导力。所以北大会特别关注学生是否有独立头脑、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不能人云亦云。
最后,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要在底子教导领域完善培养方式,把学生的优秀潜质引发出来。这些学生进入北大,我们要用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导、熏陶,使他们终极成长为国家和社会必要的人才。
《教导家》:如何把具有上述特质的学生选拔出来?
秦春华:
发现、选拔和培养好这些“千里马”,对于实现我国人才自主培养至关重要。我们要在国家高考制度的整体框架下,用好现有政策,设计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把具备这些潜质的学生甄选出来。与此同时,还要平衡好卓越与公平的关系,在追求卓越的同时,也要积极回应社会对公平的诉求。
如果在孩子成长的最初阶段,就把优秀特质的种子深深埋进内心,他们会成长得更好。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应积极发挥其社会教导功能。大学学者要深入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将底子教导和高等教导贯通联结,如此大学才华招到想要的学生。大学资源丰富,体育场馆、实验室、博物馆可以面临公众开放,大学教授可以给中小学生设计科学课程,等等。这些工作对于补足社会教导短板具有重要价值。


高考志愿填报,小心“庸医”
《教导家》:在高考志愿填报环节,一些家长不吝投入重金,以求将高考分数的效用最大化,不少机构推出相应服务,市场乱象颇多。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源在哪里?该如何化解家长和学生的“病急乱投医”?
秦春华:
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非常特殊,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锤子买卖”,服务完成后,孩子进入大学,不管是否理想,结局已然确定,无法改变,第二年又是新的家长和考生。一次性交易是一次性博弈,轻易滋生浑水摸鱼、良莠不齐的乱象。有的从业职员甚至一天大学都没上过,就去引导考生填报高考志愿,结果可想而知。就像找医生看病,家长本来想找“名医”,结果找的却是“庸医”,耽误了孩子的人生。因此,应当加强这一行业的门槛准入监管。
第二,现在的志愿填报的确比较复杂,很多家长搞不明白。懂的人少,不懂的人多,造成供需抵牾比较突出。再加上志愿填报时间紧迫,家长只好“病急乱投医”。
这里我给家长和考生们提四点发起。
第一,报志愿本质上是不对称信息下的单次博弈,了解信息很重要。现在各地教导测验院都会发布相关信息,家长应从官方渠道了解信息,不要信任诱骗性质的广告信息。
第二,家长和孩子都要亲自下力气研究,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
第三,从多条渠道了解相关信息,如参加公益讲座、重视老师意见。
第四,如果肯定要购买相关服务,家长应擦亮眼睛,拒绝不良营销和焦虑贩卖,寻找有资质的机构。
《教导家》:综合评价招生是高考招生录取模式改革的重要探索和实践,目前多地已公布今年的工作方案。如何看待这一轮改革?
秦春华:
理论上,用单一维度的分数评价复杂多面的人,是不科学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公众最信任的还是分数,认为看分数的评价方式最为公平。其实分数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家庭生产分数的效率也不同。大量研究表明,教导投入越多,分数越高。所以我们要看分数,但不能“唯分数论好汉”。综合评价招生就是破“五唯”的重要举措。
目前很多地方和高校正在努力推进综合评价招生,目的只有一个,即避免把选拔单一地挂靠在一场测验上,突破“一考定终身”的藩篱,在维护高考整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给招生制度多一点灵活性,给考生多一些可能性。
教导焦虑如何缓解
《教导家》:目前,教导“内卷”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广大家长和考生感到疲劳和无奈,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秦春华:
我在给研究生上教导评价课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教导评价有什么功能,学生们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就是筛选。很多时候,我们把评价等同于测验,把测验单纯理解成筛选工具,把人分出三六九等,比如在学校里分出“学霸”“学酥”“学渣”。有区分,就要竞争,就有焦虑,竞争到白热化水平,“内卷”就不可避免。“内卷”的本质,是过多的人追逐过少的资源。
此外,很多学校实施了分层教学,从理论上看,照顾了不同砚生的天禀和学习状况,但在具体操作中可能会带来多重影响。可能结果好的学生一直跑在前面,越跑越快,结果不好的学生一直落后,进而从学校延续到社会,人和人的差距日益拉开。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肯定要造成如此巨大的等级差异吗?这值得反思。
《教导家》:让不同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我们离这样的愿景还有多远?
秦春华:
这涉及公众对评价的认识和理解。评价与选择紧密相关。提及选择,多数人的想法是“选最好的”,至少不能比别人差。但是我们很少关心“适不适合”“需不必要”“想不想要”。更糟糕的是,我们往往会依据社会评价来决定自己的选择。比方给孩子选学校,不去了解学校是否适合孩子,而是看“这学校好吗”“哪个班最好”“哪个班主任最强”“哪个任课西席最优秀”。如果大家都去追逐那个“最好的”,势必会有很多人被淘汰。在高淘汰制下,身处其中的群体都不高兴。被淘汰者不高兴,胜出者也不高兴,因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了太多不想做的事,而且竞争永无休止。
过去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因为考生规模庞大,招生名额少。如今事变已经有了变化,2022年高考报名的考生人数约为1193万,本专科录取人数约为1014万。“桥”变多了,本来走哪座“桥”都可以过河,但现实中存在这样一条单向逻辑链:好人生—好工作—好大学—考高分—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好的早教,我们一层一层“卷”下去,甚至要“卷”到娘胎之前。
对于什么是“好人生”,我们常常把想象力和视野范围在公务员体例里,正所谓“宇宙的尽头是体例”。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如果人生只有一条路是最好的,孩子们该多么痛楚?
此外,也涉及对大学的评价问题。我读高中时,最想去复旦大学读新闻学,而不是去北大读国际经济。在今天,如果有人放弃北大清华,会被很多人嘲笑。大学都有各自的定位、特点和了不得之处,不是非得去北大清华才华成才。如果我当时去了复旦,说不定现在是一名优秀记者(笑)。
大学原本是多样化的,但现在很多大学在争一个“最好的”名号。我们努力把北大清华办成最好的大学,可北大和清华之间还要争一争,以更高的分数线来彰显学校实力,而非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大学的多样化得到社会认可,大学自动将竞争的标尺转变为人才培养,就可能在肯定水平上缓解教导焦虑。
《教导家》:您认为教导怎样回归本质?在复杂的社会情况中,教导的“军备竞赛”如何踩下刹车?
秦春华:
每个人来到凡间,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价值。教导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找到活着界中的位置,让生命更有质量。教导评价的问题非常复杂,没有一个简朴的答案。《深化新期间教导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清晰地表明,教导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只在教导领域推进,各级党委政府、各行各业都要负起责任。
从就业角度看,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起到表率作用,转变唯学历导向,改变“掐尖”“摘桃子”的人才选拔理念。工作岗位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肯定要全部录取硕士、博士?应当留一部分岗位给高中毕业生、专科生等后四分之一的人群,让他们也有时机和盼望。
教导质量评价体系也必要完善。对学校的评估,不要只看高考分数和北大清华录取率,也要看看学校里排名靠后的学生的培养质量如何,他们是否得到了充足的关注和成长。
对于家长而言,孩子能够康健快乐地成长,就是最好的教导。为什么肯定要去所谓“最好的”学校?可能孩子到了那种情况,反而因为与身边同砚的差距而倍受打击,出现学习困难甚至心理问题。
《教导家》:一些学生认为将来当网红、做主播就好,不必要多高的学历,一些家长和老师认为读书的红利越来越不显着。新的“读书无用论”导致课堂中的学困生越来越多,成为困扰教导的一大困难。该如何破解呢?
秦春华:
我们对于很多事物,都拿“有用”和“没用”来衡量。一件事变对我没用,就不做;交朋友,这人得对我有用,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受教导要有用,读一本书要有用,等等。我们把这种功利主义极致化,酿成了评判任何事物的标尺,甚至当作生活的原则。但生活不完全只是“有用的东西”,交朋友可以享受友谊的快乐,读书也可以没有任何用处,只是为了精神享受。
教导固然有功利性的一面,对个人而言可以实现阶层跃升,对民族而言可以救亡图存,对国家而言可以办理“卡脖子”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教导还有另外一面是超功利性,也可以说是无用性。教导可以丰盈我们的精神世界,使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强大,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视角和思考方式,来从容地面临世界,理解生命。所谓“无用有大用”,对教导而言的确如此。
为什么现在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因为大家都在用简朴的“有用”尺度去衡量,结果发现读书确实越来越“没用”,比如哲学博士反而考不进体例。另外,社会没有根据知识和创新来给予人们相应的回报,传统科举制下读书和富贵之间的联系已经被现代化打破,于是引起了新的“读书无用论”。
社会必要创建多样化的成功渠道。在多元共存的情况中,每个人只要有独特性,就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取得相应的地位和财产。比如鼓励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给予做出创新结果的职员以充足的回馈。让大家信任:在中国,成功依靠的是才华和努力,创造财产要凭借大脑和双手。这才是一个国家应有的品质。
泉源|本文刊于《教导家》2023年5月刊第2期,原标题为《秦春华:如果人生只有一条路是最好的,该多么痛楚》
作者 |黄硕
设计 | 9y9
统筹 | 周彩丽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530A00TAC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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