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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赵宇、陈达飞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导读】近期房地产利好政策频频，从8月底降低存量首套房贷利率，到9月初北京、上海等多地宣布落实认房不认贷政策，再到昨日某大型中介公司下调中介费率，有人认为“楼市将迎来结构性回暖”。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媒体拿国内楼市和日本、韩国等作对比，一度引发争议。本文详细梳理美、日、韩、德、英、法6国的地产特征，分析地产市场长周期与劳动人口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
从100年长时段观察，本文指出，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主要发生在人口红利上升期，人口红利达峰前后，其价格往往会出现调整与波动。目前国内家庭配置房地产的比重已有下降，2019年中国家庭房地产的配置比重为70.71%，相比2017年降低3个百分点。而劳动人口比重下行，意味着家庭需要重新配置总资产。据估算，国内家庭需将总资产20.71%（约23.7万元）从房地产中剥离，进行再投资。加总到宏观层面，意味着全国共有约117.12万亿的资产总量，需重新调整。
作者参考BIS方法重新构建模型，估算国内到2050年，生产者/消费者的下降会使实际房地产价格下降约20.1%。这里估计的是边际变化，但这一转变趋势也具有足够的经济重要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下降20%意味着实际房价在2050年将回到2007年前后的水平。
作者认为，站在人口角度，房地产无法避免下行压力，但人口也并非决定房地产的唯一力量。人口转型倒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以拉动人均GDP增速上行，与老龄化加速下行之间，是一场时间的竞赛，取胜方不仅决定房价，也决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经济。
本文原载“东方证券财富研究”，原题为《人口红利、房价达峰与居民资产配置》；延伸阅读原载《晋阳学刊》2023年第1期，原题为《中美人口变迁及其自身国家实力的影响》。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人口红利、房价达峰与居民资产配置
▍前言：人口构成地产的长期趋势
（一）人口是地产的长背景
相比于其他经济因素，人口如草灰蛇线，隐于不言，细入无间，暗藏于经济的变动中。人口及其相对结构是一个慢变量，但其对资产的影响并不是慢速线性外推的（彭文生，2013），人口结构中蕴含着经济增长、风险、债务等宏观经济力量往往会在人口转折期突然释放，资产价格的波动放大。
作为大类资产的一种，地产的特殊属性和地位来源于其与金融系统的密切联系，从地产的分析视角出发，虽然中短期的流动性、土地波动往往会在一定期间内掩盖长期的趋势，但人口变迁是难以改变的趋势性力量，塑造了房地产长期的格局。地产的周期变化本身就与人口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库兹涅茨周期的发现就源于美国人口的波动与变化，人口的增长会催生“人口敏感型投资”（Kuznets，1930），包括建筑、水泥等，这影响总供给扩张的速度，而人口也构成经济需求的底层力量，如此触发经济、地产的周期性波动。
（二）房地产中的关键人群：劳动人口与生产者/消费者
对于地产而言，关键的人群是劳动年龄人口，我们关注的核心人口统计指标是生产者对消费者比值。
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是指15-64岁之间的人口组。把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也称为抚养者），把年龄在15岁以下以及65岁以上的人口定义为消费者（也称为被抚养者），生产者/消费者的比值越高，意味社会生产力越高，抚养负担更小，人口红利越明显，反之，生产者/消费者的比值越低，则意味着人口红利越少。从二战后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生产者/消费者低于2往往形成人口负担，因为此时人口抚养比将超过50%。
老龄化、抚养比上升反映的是生产者/消费者比值下降的另一面。人口及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可类比为“年龄移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少年成长并“移民”成中青年，中青年人口“移民”成老年人口，反映了年轻人口减少而老龄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魏下海，2015）。因此，利用生产者/消费者可以将人口结构变化中的问题统一起来。
（三）人口、地产价格与地产配置
放在长周期来看，人口总量很重要，但人口结构尤其是结构的变化对房地产更加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口群组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作用。
为什么关注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是经济生产的主力，也是房地产需求的主力。相比于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而言，人口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被抚养人）会对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Choudhry等，2016）。劳动年龄人口会直接及间接地作用于地产的价格及需求。
一是直接形成住房的需求力量。人口进入适龄购房阶段会直接形成房地产的需求力量，当婴儿潮人口集中进入住房市场的时期更加明显，生产者/消费者比重抬升，推动住房需求、价格提高，引导居民资金流入房地产。生产者人口比重下行则会引起有效需求人口相对减少，降低住房总需求，历史上表现为房地产价格中枢下降，也就是资产消融（Asset meltdown hypothesis）。
二是通过构成经济增长的力量，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当社会的人口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期时，能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带动生产超过需求，形成人口红利经济。人口红利期的典型特征是，生产者对消费者比值上升，储蓄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是储蓄的高峰期，劳动人口是主要的挣面包家庭（Salary-Earning Households），65岁以上的人口是动用储蓄的负储蓄家庭（Dis-saving Households）。储蓄提高，人口红利期的投资率也更高，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对地产价格、销售与建设形成支撑，历史上的房价上升也主要发生在资金宽松，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
三是最终影响房地产的配置比重。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个体在青年中年阶段达到房地产购买需求的最高点，反映在宏观层面，生产者/消费者比值越高，投资地产的力量越大，形成房地产配置的周期性高峰。投资风险偏好角度看，中青年人口比例的提升拉高了投资者整体群体的风险偏好，推动房地产的配置。随着生产者/消费者比值下降，需求、价格的长期走弱，住房市场中需求流出超过流入，居民部门配置房地产的比重也将回落。
▍人口与地产价格：逃不开的人口周期
（一）人口与地产价格的100年特征事实
在过去100年中，随着劳动人口结构调整转换，房地产价格也产生周期性质的变化。总结美国100年来的人口-房价关系，以及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半个世纪的变化，房地产市场的长周期无法逃离人口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总结出三项特征事实。
一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主要发生在人口红利（生产者/消费者）的上升期。虽然细节模式不尽相同，但各国房地产价格的主要上涨期与劳动人口的相对比重之间离不开关系。生产者/消费者比值上升，人口负债程度减弱，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收益逐步显现。生产者对消费者比值一方面反映了居民地产需求的强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经济、储蓄、资金增速的阶段性强弱，这形成了对地产价格的支撑。典型的如日本1980年代、欧洲90年代，美国2000年代。
二是地产价格的下跌一般对应人口红利的下跌期（生产者/消费者下降），生产者/消费者下跌，对应了人口红利的消退，抚养负担加重削弱地产需求与经济的增速。当进入人口负债期，房地产价格也会长期承压，典型的如美国的60年代，日本2000年以后的时期。
三是在人口红利达峰期前后，房地产价格波动性提高。典型的是日本90年代，70年代，美国2008年前后，德国2000年前后。人口结构转折收缩对住房的负面影响并不完全是直接需求导致的，劳动人口结构的转折达峰对应的往往是经济中债务风险、经济增长逻辑的转变，这导致房地产下跌力量的集中释放。
图表1：人口达峰与房价达峰
数据来源：联合国、OWID、Robert Shiller、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二）美国：繁荣与萧条——典型的研究对象
1.中美人口结构趋势的共性
在房地产市场中，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研究对象。美国地产业的典型性在于它经历了几轮完整的繁荣-萧条周期。在人口方面，美国与中国人口结构趋势的共性也带来明显的比较研究价值。美国也在经历与中国类似的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劳动人口减少问题。2020年，美国的人口普查显示，美国总人口约3.3亿人，比2010年普查增加了7.4%，10年至20年这十年的人口增速是美国30年代大萧条以来增速最慢的十年。作为比较，中国2020年人口比2010年增长5.38%，是60年代以来增速最慢的十年。美国出生率低也在降低。2019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为1.71，中国生育率为1.7，同样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来看，相近的婴儿潮使中美呈现出类似的劳动人口变化周期（Li，2014）。美国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同样有两次显著的婴儿潮时期，但美国婴儿潮提前中国约5至6年左右。美国的第一轮婴儿潮为1946年至1964年，也是影响最大的婴儿潮，这一时期，美国生育率最高约3.65，新增人口共约7600万人，占今天美国总人口的30%。第二轮婴儿潮出现在19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一轮婴儿潮产生的原因是战后第一批婴儿潮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因此被称为回声潮世代，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明显低于上一轮婴儿潮。美国与中国的劳动人口增速比较接近，近十年来都在同步下行。
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人口结构变化更慢，美国进入老龄化的时间已超过70年，从1959年到2019年，美国老龄化率上升了7.13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的一般速度，原因之一是大量的移民流入，但即便如此，美国的生产人口比重也在趋势性减少。
2.美国100年人口与价格的共振
传统上衡量全美城市平均房价的主要是Case-Shiller 房价指数（S& CoreLogic Case-Shiller National Home Price Index），我们此处采用了时期更长的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实际房价指数（Shiller，2015）。该数据自1890延续至今，足以反映长周期视角的人口-房价周期关系。
美国房地产价格与人口结构趋势虽并不完全一致，但房价主要上涨或下跌周期背后均有人口的因素。过去一百年，以生产者/消费者超过2（抚养比低于50%）为标准，美国共出现了三轮人口红利期，两轮人口负债期，在人口红利期，房地产价格均实现了上涨，在人口负债期，房价则明显承压下行。
从价格上涨期来看，第一个上涨时期是30年代大萧条后至二战后的50年代初，美国人口出现约20年的红利期，美国实际房价从1932年的低点到1954年的高点上涨约68%。生产者对消费者比值在1929年上涨超过2的阈值，人口负债期转为人口红利期，到1941年生产者/消费者值达到最高点2.35。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形成的主因是20年代一战后新生儿增加，而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出生人口减少，在40年代的结果就是生产人口比重相对消费人口比重大幅上升。人口红利消退的原因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婴儿潮到来，人口出生率上升，带来生产者对消费者比值下降。到1950年，美国生产者对消费者比值再次回落至2以下，房地产价格也进入震荡期。
第二个房地产价格主要上涨时期是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美国人口几乎同步地进入及退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形成主因是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步入成年，美国的消费者（被抚养者）群体减少，带动美国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上涨，生产者/消费者值的高点出现在1985年，80年代后期，回声婴儿潮出现，新生儿增加，生产者/消费者回落，至93年降至最低，不过由于回声婴儿潮出生率低于上一轮婴儿潮，因此并未形成明显的人口负债。实际房地产价格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时期到1989年储贷危机之前，上涨了27%。
第三个上涨时期是90年代末至至今。人口红利形成的原因是美国80、90年代回声婴儿潮的一代人达到劳动力年龄，形成购房需求，美国经济增速从2001年起也加快上涨。2006年，美国房价与生产者/消费者比值同步达峰。到2006年，美国房价上涨了约71%。
需要强调的是2020年房地产价格的异常攀升。2020年，美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约10.2%，超过了2006年时期的峰值，这一轮上涨虽然也基本处于人口红利期，但与2006年之前相比，美国生产者/消费者已处于下行期，房价上涨的主因是疫情以来巨量的流动性注入。2020年美国生产者/消费者已降至2以下，对应的抚养比已上升至50%以上。参考美国的房价历史，每一轮人口红利进入人口负债的转换时期都对应了房地产价格的调整。第五次康波周期以来，金融条件的国际扩散导致全球房地产价格同步性增强，异步性衰弱，风向标就是美国地产市场，当美国的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或逆转，房价风险将传导至中国市场，这意味中国需要先于美国控制住房价及衍生风险。
从价格下跌期来看，两轮人口负债期分别出现在1900至大萧条之前，以及50年代至60年代末。1900至1929大萧条是美国20世纪第一轮主要的房价下跌期，美国的人口背景是处于长期的人口负债期间，虽然20年代美国人口负担减弱，但直到30年代大萧条后房地产价格才出现回升。第二轮地产价格长期下跌发生在60年代至70年代，房地产价格下降约12%。此时的美国人口结构是处于20世纪规模最大的人口负债期，生产者/消费者值长期小于2，主因是战后出生人口增加，抚养负担加重。导致在地产直接需求上削弱，在经济增速上1955-1958年GDP增速连续下降，在通胀方面60年代后期由于婴儿潮引起的消费者人群增加，导致通胀抬升，压制了的地产实际价格上涨。
图表2：120年美国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1900-2020
数据来源：Robert Shiller、联合国、OWI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在美国人口结构达峰的转折期地产价格的震荡加速。最明显的人口转折期是1985年和2006年，人口红利（生产者/消费者）达到阶段峰值前后，产生了储贷危机、次贷危机。但需要强调的是人口并不是刺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直接激发力量，地产危机出现的背后是债务的积累、风险的扩大与释放。从人口周期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的衰退，经济增长逻辑变换，人口红利时期积累的储蓄、债务杠杆率上升无法得到经济的持续支撑，即便不是直接导火索，人口也构成了美国地产危机的底层逻辑。
（三）日本：人口、政策与房价——衰退的参考
1.日本衰退的参考价值
当论及房地产市场时，由于中日两国相近的文化背景，日本是经常被拿来讨论的对象。以老龄化程度来衡量，日本的人口进程比中国早约30年，2020年中国老龄化率约13.5%，相当于日本90年代初的水平。在90年代后，日本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快速下跌，成为国民经济衰退、地产价格长期下跌的原因之一。从劳动人口结构演进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人口不施加强力干预的情况下，日本人口结构的趋势很可能反映了中国的未来，以此来看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2.日本的婴儿潮
与中国类似，日本在二战后有两轮婴儿潮。1947年至1949年，是日本的首次新生儿出生率高峰，这一时期的出生人口被称为“团块世代”，是日本在整个20世纪出生率的最高点，三年时间出生了800多万人口，在1947年，日本总和生育率（TFR，Total Fertility Rate）达到了最高值约4.5。在2021年的今天，这一时期的人群已进入70岁左右的高龄。团块世代对日本经济和地产的重要性可类比于中国60、70年代婴儿潮人口之于中国的地位。随着团块世代进入生育高峰年龄，日本在70年代（1971-1974年前后）出现第二次婴儿潮，此后日本出生率也呈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
3.日本地产价格周期70年
日本地产的价格随着人口结构中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比值波动，出现了较为典型的两轮上涨和下行的价格周期。
从地产价格的上涨期来看，主要对应日本人口红利的快速增长期。第一段房价上涨期出现在60至70年代初，日本实际房地产价格指数上涨超过两倍。1964年前后日本人口的生产者对消费者比值超过2，由人口负债期转为人口红利期，在1970年，日本劳动人口比重达到阶段性最高点2.2。这段期间日本人口红利形成的主因是战后婴儿潮团块世代步入成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达到购房年龄，直接产生购房需求，同时，日本劳动人口供应增加形成经济的高速增长期。1955年至1970年，日本年均GDP增速达到9.6%，推动地产的建设、投资上涨，房价形成明显的上涨预期，与需求形成螺旋共振。
第二个房价快速上涨的时期出现在80年代，并在1990年地产价格达到顶峰。80年代，在上一轮人口红利下降后，生产者/消费者快速恢复增长，形成了第二轮人口红利上升期，生产者对消费者比重在1992年达到20世纪的最高点，1990年日本房价达到最高点。80年代是日本人口红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仅86年至91年，年均GDP增速就达到9.5%，直接需求加上经济支撑，人口结构对房价形成了极高的支撑力量。
从地产价格的下跌来看，日本两轮主要的房地产价格下跌期均对应了生产者/消费者比值下跌时期，房地产价格转入下跌的拐点与人口红利的拐点基本吻合。
日本第一轮较短的下跌期发生在70年代中后期，日本70年代人口红利回落，主因是团块世代进入生育期，引起抚养负担加重。但房价下跌的直接原因是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通胀上行，日本货币政策收紧，经济增速下行。但本轮下跌房地产市场能快速恢复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劳动人口依然能够支撑地产需求及价格。
第二轮房价下跌发生在90年代后至今，1992年日本生产者/消费者比值达到2.3的峰值，对应生产者绝对数量约为7119万人，生产者占总人口比重随后以每年约降低0.1%-0.2%的速度持续下降。到2004年，人口进入负债期，房地产的直接需求减弱，经济增长趋缓，2018年房价已跌回1973年水平。日本房价的长期转折点均出现在人口结构转折的2到3年内，并且下跌迅速，日本地产价格、建设与销售快速下跌有人口的背景因素，也存在日本金融、地产政策错误操作的因素，但人口是日本地产长期趋势的决定因素。
图表3：70年日本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1950-2020
数据来源：联合国、OWI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四）韩国：相似的地产与人口政策
1.韩国版的计划生育与地产调控
中日韩三国的人口-地产关系非常相似，但梯次演进特征明显（王彦军和张佳睿，2015)，日本人口演进最快，在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中韩两国较晚，约在2000年前后进入老龄化社会。
韩国也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房地产调控政策，导致韩国的人口-地产关系与中国的接近程度更高。
韩国的生育政策早于中国约十年，50年中后期，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生育率快速提高，1955-1963年迎来婴儿潮时期，1960年，韩国生育率高达6.2，由于出生人口增多，韩国推出计划生育政策，鼓励转变生育观念，推广节育技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中国则在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晚于韩国十年。到80年代，韩国生育率已下降至世代更替水平的2.1以下，虽然韩国在1996年开始结束生育控制，鼓励生育，但韩国出生人口未能停止下行，到2020年生育率已跌至1以下。
与中国相比，韩国人口衰退速度更快。韩国2020年人口自然减少3.3万，总人口的下跌比中国到来的更早，2011年到2020年韩国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4.4%，老龄化速度是OECD国家平均值(2.6%)的1.7倍。
韩国同样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房地产控制政策，但未能完全有效控制房地产价格。韩国70年代推出住房建设计划，扩大住房供给，80年代推出公租房、廉租房，90年代出台房地产限价政策，实行住房价格管制，2005年后开始征收房地产税，但依然阻挡不了韩国房价的上涨。
2.韩国人口-地产价格
从人口-地产关系来看，韩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抚养负担小于50%。60年代韩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到60年代后期人口负担开始降低，生产者/消费者比值转入上升期，1987年，韩国人口结构由人口负债期转入人口红利期。80年代是韩国经济的黄金十年，韩国劳动力供应充足，低工资、低汇率、年均经济增速超8.5%以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房价经历了约三年的波折，地产建设端的波动远远大于价格端。韩国的人口红利拐点早于地产拐点，2014年韩国生产者对消费者比值达到2.76的峰值，地产的建设、销售情况同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房地产价格依然在继续上涨。从人口角度看，疫情以来的房价上涨也已偏离人口的基本面，从韩国地产的建设端来看，2015年之后就已转入下行。
图表4：70年韩国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1950-2020
数据来源：联合国、韩国国民银行、CEIC、OWI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五）德法英欧洲三国的经验
德法英欧洲三国的人口-地产关系与中日韩之间最主要的差异是欧洲国家人口进入劳动年龄的时间更滞后，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与25-64岁的劳动人口比重关系更明显。以25-64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将25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人口定义为消费者，在欧洲三国的生产者/消费者上升期，地产价格总体上也处于上升阶段。
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德国房地产价格涨势相对平缓，波动也比较低。德国房地产价格在两个人口红利上升期出现了较快的上涨。80年代初至95年，德国生产者比重开始上升，尤其是89年两德统一后，移民涌入，经济增速上涨，德国地产价格、建设经历了一轮较快的上涨期。到1996年，德国人口红利达到顶峰期，房地产价格、建设也形成了阶段性的顶点。96年后，德国劳动人口比重下跌，至2008年降至局部低点，地产价格也下跌了约10%，营建订单指数下跌了约100%。2008年之后，德国劳动人口比重开始上升，至2016年，德国出现了人口红利的第二次峰值，此次劳动人口增加主要源自外来移民的进入，提高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值。德国的房地产实际价格在2008年之后房价开始继续上升。这一时期也是德国近50年地产价格上涨最明显的阶段。
法国与英国的人口周期变化较为接近。两国在80、90年代生产者人口比重上升，经济高速增长。法国地产价格上涨的时期是在80年代至2010年前后，这一期间，法国人口劳动人口占比快速提高，到2010年法国生产者/消费者值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法国地产价格的波动也增加，销售量与价格的背离加深，至2020年，虽然法国地产价格还在上涨，但地产销售量已降低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英国生产者/消费者在2001年达到最高值1.12，但在这一水平维持了近十年时期，房价在2007年达峰后震荡幅度加大。
图表5：70年德国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1950-2020
数据来源：联合国、德国中央银行、OWI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图表6：70年法国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1950-2020
数据来源：联合国、OWI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图表7：70年英国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1950-2020
数据来源：联合国、OWI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六）中国人口-地产的演变
1.中国人口-地产关系的共性及特性
相比海外的人口与地产演变，中国有共同之处，也有特殊之处。共同之处，一是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类似，也出现了二战后的婴儿潮时期，形成了房地产需求与经济阶段性高增长的力量。二是中国的房价上涨时期总体也对应了人口红利的增长期，并未跳出一般的特征事实。
特殊之处，首先是中国房地产的市场化的改革时间晚于需求的增长期，导致两批婴儿潮人口集中涌入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始于1998年，60年代新生儿人口的住房需求在70年代末已经十分紧张，福利分房无法满足需求，居民的住房需求释放被推后十余年。二是中国通过人口政策只形成了一轮较高的、单峰的人口红利期。日本、美国、德国等国的生产者/消费者都具有双峰特征。
中国90年代末以来的人口红利，源于自60年代出生人口增长，以及70、80年代的生育控制，劳动力快速增长的同时儿童抚养负担降低，在2000年后形成了集中型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本质是跨代际之间的资源转移。是当代人对未来的负债消费，将本应用来生育的投资改用于当代的生产及消费（陈友华，2005），当期经济实现了高增长，对房价形成了强支撑，但人口红利在未来是需要偿还的，无法避免地成为人口负债，生育投资的减少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的衰退会更加猛烈。
图表8：中国人口结构的单峰特征
数据来源：联合国、BIS（国际清算银行）、OWI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2.中国人口与婴儿潮
中国人口在建国后的60余年里快速完成了现代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建国后共有三轮出生率明显上升的婴儿潮时期，分别是建国初期（1949至1955年前后）、1962年至1973年、1982年至1991年。但就对房地产市场或经济环境而言，影响及讨论更广的是后两轮。1962至1973年的婴儿潮延续约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对当下经济影响最大的主力婴儿潮。这期间生育率超过6，每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十年里中国新增人口约2.6亿人。1985至1991年的出生高峰属于回声婴儿潮，这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峰，1992年后，每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
3.地产的两个时间点
从人口角度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有两个特殊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96年前后，中国生产者/消费者的值开始超过2，生产人口上升，抚养负担下降，这之后中国由人口债务期转向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60年代、70年代的婴儿潮人口达到劳动年龄旺盛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量，同期也对应形成住房需求的高峰时期。在需求推动及外部环境推动下，1998年，中国开始停止住房分配制度，逐步建立商品房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的时间点与人口结构中人口红利变化的时间点基本吻合。
第二个时间点是在2011年前后，中国人口红利到达顶峰，对应生产者/消费者的为2.8，每100个劳动力抚养36名儿童或老人。人口红利达峰的前十年也是中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阶段，而度过人口红利高点之后，从总量层面看，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也出现了波动。经济增速也出现了调整与换挡。
总结海外国家的人口与房地产经验，中国的人口与房价并未完全跳出现有的经验规律。但由于中国人口-地产关系的特殊性，房地产市场分配机制晚于人口红利增长期，两轮婴儿潮人口在21世纪初集中进入住房需求市场，导致房地产达峰时间晚于人口达峰时间。
图表9：中国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1950-2060
数据来源：联合国、BIS（国际清算银行）、OWI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从人口看未来30年房地产价格
（一）拆解消费者人口群体，未来与历史有何不同
在消费者（非劳动人口）中，有两组人群：老年人口与儿童。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看，他们是两组经济含义完全不同的人群。儿童作为被抚养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总能成长为劳动人口，历史上在婴儿潮出生高峰后，虽然社会的抚养负担短期内会加重，生产者/消费者比值出现阶段性降低，形成人口负债，但儿童为主的人口负债是具有生产性的，总能在未来转化为人口红利，所以人口统计学家一般认为人口负债与人口红利之间能够相互转化。
但老年人群体不同，老年人口是无法返老还童再次成为劳动力人口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会折旧殆尽。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形成非生产性的人口负债，这种情况下人口负债是很难转换为人口红利的。
未来与历史的人口结构相比，最突出的转变就是消费者（非劳动力）人群中，老年人口占比上涨。全球的儿童抚养比在1967年达到最高点后，连续下降了半个世纪。到2076年，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超过儿童抚养比。未来的50年很难再出现过去50年里人口负债向人口红利转移的现象。
依据联合国的推演，在未来50年里，全世界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会不断加深，到2050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将上升到22%，新兴市场中，俄罗斯、东欧、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超过美欧等发达国家。
对于中国而言，在人口总量层面，中国2020年的总人口为14.12亿，预计2030年前后总人口总规模达到峰值的约14.64亿。在生产人口比重层面，中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7亿人，占总人口比约68.6%，比2010年减少了3000万人，占比较2010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从2010至今，生产人口比重每年下降约0.4个百分点。2025年之后，60、70年代婴儿潮人口集中进入退休期，退出劳动年龄人口群体。中国的生产者/消费者值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降至2以下，预计到2050年，降至1.48，意味着中国人口的抚养比将达到67%，100名劳动人口须抚养67名老人或儿童。中国的老龄化率2025率达到12.64%，2050年达到20.64%。
图表10：150年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历史与未来：1950-2100
数据来源：联合国、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二）人口变化带来的房地产价格变化估算
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房地产而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价格、需求将会持续承压。在直接需求上，房地产价格失去人口的直接需求支撑，相对于生产者人群，老年人口对地产的增量需求更弱。老年人口总体上也代表了房地产市场中的出售力量，老年人在步入生命的最终阶段后会加速空余房屋的形成。从国外的间接经济影响经验来看，生产者对消费者比值下降，经济中的生产性力量降低，地产价格会形成波动、震荡。消费者人口群体上升使房地产价格跑输通货膨胀率的上涨，房地产的投资价值将会回落。
BIS在2010年借助全球22个国家约40年的人口与房地产价格数据，分析推算了未来房价的变化程度，他们的研究显示，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上升会对房地产价格产生显著的负面作用，老年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房地产实际价格将降低0.6%。
图表11：BIS房地产价格的Benchmark model
资料来源：BIS、Takáts, E. (2010). Ageing and asset prices, BIS working paper
BIS通过该模型，结合联合国对未来5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推算了未来人口变化对房价的影响。BIS的预测显示，到本世纪中叶，人口结构中老年抚养比的加重将使各大经济体的房价下跌约20%到120%不等，美国下跌约25%，韩国降幅最大约120%，中国的降幅达95.8%。不过由于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的更新，样本采样等问题，BIS的估计结果明显偏高。
我们参考BIS的方法重新进行了模型构建，进行了采样调整和固定效应修正，以生产者/消费者代替老年抚养比来反映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的模型结果显示，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比值每下滑1%，实际房地产价格会下滑0.55%。国内到2050年，生产者/消费者的下降会使实际房地产价格下降约20.1%。下降幅度高于英美法日等国，仅低于韩国。
虽然我们估计的是边际变化，但这一转变趋势也具有足够的经济重要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下降20%意味着实际房价在2050年将回到2007年前后的水平。
图表12：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冲击预测：2010-2050
数据来源：联合国、BIS（国际清算银行）、OWI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人口与地产配置的长趋势
（一）从生命周期角度出发理解个体房地产的投资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典型的个体追求的是其生命周期内一生效用的最大化（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由于收入与消费的不匹配，个人在一生中的储蓄会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在不同阶段倾向于配置不同类型和风险特征的资产，并调整风险资产的配置比重（Mankiw 和Weil，1989）。房地产兼具居住和投资意义，总结起来，有几大因素推动青年、中年时期的劳动人口配置地产。
一是居住需求处于一生中的最高峰。从地产的消费需求看，由于建立家庭的需要，劳动年龄人群的住房配置需求远高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尤其在成年后会有陡峭的房地产购买需求的上升。
二是风险偏好程度更高。从投资需求看，风险规避程度与年龄结构直接相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风险容忍程度不同。投资地产的伴随着高杠杆债务负担，而中青年劳动人口的风险偏好水平更高（相比老龄人群而言），在投资期望中希望获取的投资报酬也更高，能够接受更高的风险溢价。
三是处于人力资本、收入上升期，地产供应端的能力比较高。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整体呈倒U函数，人力资本一般在中年时期最高，在中年之后，收入降低可近似的看作年龄的减函数，劳动收入的降低会进一步削弱地产供应支撑能力。
（二）从个体到宏观：需求流入量大于流出量
从个体层面加总，反映到宏观层面，则意味着在房地产价格、地产需求的共振下，居民部门对房地产配置也会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呈现较高的相关性。
当经济体面临出生率骤然提高的冲击时，其影响将延续到这一代人一生所处的时代阶段,当这代人到达工作年龄、适龄购房阶段，对房地产住宅的需求处于其一生的最高阶段。在宏观层面构成需求上涨，劳动年龄人口涌入住房市场的程度远远超过65岁以上人群离开住房市场的程度，需求流入量大于流出量，推动资产价格和配置结构的上涨，宏观层面居民部门地产配置比重将上升。反过来，当老龄化程度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房地产市场中流出的人口大于流入的人口，表现为地产需求及资产配置比重的回落。
（三）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配置变化
从1960年代至今，美国家庭部门对地产的配置比重总体上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正相关，并且地产配置比例的波动大于人口的波动幅度。美国居民部门配置房地产有两次高峰，第一个时期为80年代，另一个时期为2007年之前。两轮高峰对应了美国人口红利期间房价、需求的高峰。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居民的地产配置趋势与地产价格出现分离。2020年，地产约占美国居民部门资产总量的23%左右。虽然美国房地产价格2012年起处于整体抬升的趋势中，但居民配置房地产的比重依旧在下降。这与美国人口结构劳动人口比重（生产者/消费者）下降相关，美国劳动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在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站在当下看未来，美国未来的劳动人口比重正处于长期下行周期中。
图表13：美国、日本人口结构与房地产配置
数据来源：美联储、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日本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比重在1992年前后达峰，此后地产的配置占比随之下滑，在2008年左右，配置比例出现短期的波动，到目前，日本居民配置地产的比重维持在37%上下。
德国与英国的经验显示劳动年龄人群与地产配置比例接近。德国劳动人口比重有两个高峰，分别在1995年前后和2010年前后。居民重配房地产的高峰也出现在这两个时期。目前德国家庭部门投资房地产的比重正处于下降周期中。英国劳动人口比重的上升期与房地产配置的上升期基本对应，在2010年后英国劳动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居民配置房地产的比重金融危机后开始出现震荡。
图表14：英国、德国人口结构与地产配置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四）中国房地产再配置的估算
中国的家庭资产研究中，并没有一般公认的数据显示地产配置的比重，但存在几个数据可以提供参考。一是央行2019年10月公布的城镇家庭资产调查，显示住房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二是社科院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2019年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比重为40%。三是广发银行联合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显示，中国家庭住房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77.7%。我们此处使用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FS）的数据。该数据显示2019年，家庭房地产的配置比重为70.71%，典型家庭的平均资产总额为118.53万元。
图表15：中国家庭资产房地产配置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FS）；尹志超,仇化和潘学峰.(2021).住房财富对中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 金融研究(02),114-132；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从国外的情形看，日本居民配置房地产的比重经历长期的下降后约维持在37%，美国家庭配置房地产的比重约为24%，德国为32%，英国为45%左右。
以中国居民房地产配置比重由70.71%降至50%为标准进行估算，典型中国家庭总资产中的20%，约23.7万元需要从房地产市场中剥离进行再配置。2020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共有家庭49416万户，依据中国家庭数量在加总至总量层面，意味着全国当下共有约117.12万亿的资产总量需进行再配置，否则将可能面临资产消融的可能。
站在人口角度，中国房地产无法避免的存在下行压力。CHFS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家庭配置房地产的比重已出现下降，相比2017年降低了三个百分点。人口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力量，过去十余年的重仓配置使购房人群获得了巨量的财富增值效应。而资产配置的路径依赖往往会导致投资行为调整的滞后，理论上居民资金从地产中抽离是一个缓慢释放调节的过程，但国外的经验显示房地产配置的调整往往是源自债务风险的突然释放，表现为资产消融（Asset Meltdown）的形式，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下滑迅猛、人口负债延续期长，房价的波动将会影响未来30年以上的居民财富效应。
需要强调的是人口也并非决定房地产的唯一力量，人均GDP的提高能够对冲劳动人口占比收缩的负面作用。人口转型倒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拉动人均GDP增速上行与老龄化加速下行之间是关于一场时间的竞赛，取胜方不仅决定了房价，也决定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经济。
[ 延伸阅读 ]
中美人口变迁
及对其自身国家实力的影响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刘梅
中共海淀区委党校教学部
（本文原载《晋阳学刊》2023年第1期)
▍引言
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出版，标志着“人口研究”意义上的人口学诞生。马氏不仅对“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之间关系做出了系统研究”，也引出了更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与发展”关系问题。20世纪50年代，人口学家寇尔率先以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印度为例，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二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纷纷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时期，20世纪60年代世界人口首先迎来了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人口爆炸”，接着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悲观预测,1974年世界人口发展大会更是把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悲观主义论调推向了高潮。198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由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该课题组于1986年发表了一份报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其人口中性观似乎给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在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爆炸”之后，20世纪末人类人口历史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人口转入低出生、低死亡水平下的人口老龄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David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关注到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以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为例，揭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由此发展出动态结构观下的“人口红利”理论。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获得启发，阐述了人口结构（年龄、族裔、宗教、移民）变化对国家地区安全和文明兴衰的影响。如果说，200多年前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从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出发，关注了人口规模变化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的话，那么，亨廷顿们就是从人口结构变迁出发，论证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民族国家实力、文明兴衰的重要影响。至此人口研究不再止步于单纯的数量观，而是人口变迁之下的动态结构观。
21世纪是人口大国实力竞争的世纪。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美两国分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是迅速成长并追赶最发达国家美国的发展中国家。未来两国人口发展将极大地影响着本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实力。对于人口研究来说，无论是人口学家诺特斯坦的超长视角，还是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角度，其时间维度都是向后的历史逻辑，本文则是立足于面向未来长时段的人口动态结构观，以联合国2022年版可比性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数据为基础，从长时段考察21世纪中美两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基本变化趋势，分析并比较这种人口变迁对未来两国实力的可能影响。这样一个超大时空视野下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审视中国人口长远发展目标、明确中国人口发展战略选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美人口数量变化趋势比较
从人口学角度讲，中美未来人口变化取决于其自身的出生、死亡和迁移水平。由于当下中美两国均处于稳定的低死亡率水平，因而生育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未来两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相同因素。由于中美两国不同的人口现状和未来不同的生育水平，未来两国将具有不同的人口变动趋势。根据中美两国最新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4.12亿，美国人口总量为3.31亿，与2022年联合国中方案预测结果相比，中国实际人口总量略低，美国实际人口与预测结果相比基本一致（中国14.24亿；美国3.35亿）。从两国人口规模变化来看，到2050年美国人口达到3.75亿，至2100年为3.94亿；中国人口2050年和2100年分别为13.13亿和7.67亿；联合国低方案预测下中国人口总量到2100年会降至约5亿。从人口总量变化趋势来看，中美两国人口规模增长将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前景，美国人口始终处于稳步增长态势，而中国人口已达到峰值并迅速开始下降。中美人口规模差将越来越小，从2020年的11亿缩小到2050年的9.38亿（中方案）或8.47亿（低方案），再到2100年的3.73亿（中方案）或0.83亿（低方案）。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人口分别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变化也不同，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基本上变化不大，保持在4%左右；但中国人口的世界占比则下降迅速，由现在的18%迅速下降到21世纪末的不到10%，甚至更低。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不可逆转，人口峰值已经到来。联合国预测中方案显示，中国人口总量在2021年达到峰值14.26亿后开始下降。从目前我国人口形势来看，由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远未达到预期，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且峰值不超过14.2亿，低于之前的悲观预测。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22[DB/OL].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数据来源：同表1。
▍中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一）中美两国少儿和老年人口比例变化
人口变迁包含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人口结构首先是人口年龄结构，纵观21世纪，中美两国人口年龄结构都趋于少子老龄化，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不断减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高，但两国人口年龄结构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大不相同。从中美两国各自人口内部结构变化来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幅度都远超美国。其中，美国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从2000年21.7%下降到2050年的15.62%再降到2100年14.04%，而中国则从2000年的24.79%下降到2050年的11.45%（中方案）和7.69%（低方案），再降到2100年的9.76%，低方案下更是降至4.61%。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变动幅度更大，增长速度快。2000年到2100年，美国老年人口比例仅上升18个百分点，而中国将增加35～50个百分点。
实际上，早在2005年中国少儿人口比例开始低于美国。2020年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3.5%，已经高于联合国12.6%的预测结果，但目前仍低于美国（16.63%）。伴随着少子老龄化进程加速，2034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21.6%）将超过美国（21.48%），而低方案下这一时间点提前两年。2024年美国老年人口比例（18.07%）超过少儿人口比例（17.42%），而中国紧随其后，2027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超过少儿人口比例，呈现出人口倒金字塔结构。2050年以后两国人口内部结构“剪刀差”越来越大，从21世纪初中美两国少儿人口比例分别比老年人口比例高出18%和9.4%，到21世纪末，中美两国老年人口比少儿人口比例高出31.18（中国中方案）、52（中国低方案）和16.43（美国中方案）个百分点。
2020年至2035年和2035年至2050年，这两个十五年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的重要阶段，结合这发展阶段重要的时间节点，本文进一步展现了2035年、2050年和2100年中美两国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变化情况（见图3），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哪种预测方案，中美两国人口年龄金字塔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中方案情景下，从2035年到2100年，美国人口结构金字塔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各年龄组人口比重变化相对较小，人口呈标准的钟型结构；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发生倒转，底部更窄，顶部更宽，到2050年中国人口结构已呈明显的倒金字塔形状。如果按照低方案情境，中国出生人口和少儿人口急剧缩减，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特别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比迅速增大，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程度达到最高。总而言之，中国人口少子老龄化高龄化形势极为严峻。
数据来源：同表1。
（二）中美两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变化
对大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考察，不仅要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化，更要看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图4显示了中美两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趋势与两国人口总量变化趋势相同，美国是稳步上升的过程，从2020年2.19亿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到2050年2.28亿；而中国则是在2020年达到峰值9.68亿后不断下降，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7.67亿（中方案）或7.27亿（低方案），到21世纪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仅剩3.78亿（中方案）或低方案下降速度更快仅为1.89亿。21世纪末中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差越来越小，从2020年7.5亿缩减至2050年的5.4亿（中方案）或5亿（低方案），再到2100年的1.6亿（中方案），甚至低方案下2100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超过中国。总之，2050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迅速下降，中美差距不断缩小。
数据来源：同表1。
从两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看（上图5所示），2010年前，中美两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都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后两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具体来看，1990年前，美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中国，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经历了1980年以后迅速上升，约在1990年开始超过美国，但到2010年之后逐渐降低，并在2045年（中方案：中国：60.93%；美国：61.12%）或2049年（低方案：60.5%）低于美国（61%）。2100年，低方案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至38.76%，而美国为55.49%。从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来看，中美两国15～29岁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都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不同的是，美国年轻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50年以前仍缓慢增加，而中国则在2010年后就呈现出减少趋势。2020年，美国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高于中国（美：30.59%，中：26.39%），在中方案情景下，中美两国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100年差距不大，但在低方案下，2100年，中国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仅19.1%（美国：27.5%）。青年强，则国家强，15～29岁年龄人口是青年教育完成和就业的关键时期，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据来源：同表1。
（三）中美两国人口抚养比变化
表3反映了中美两国的人口抚养比变化趋势，结果显示，21世纪中美两国总抚养比均在不断上升，其中老年抚养比的快速上升是总抚养比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在2000年时的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低于美国，到2020年以后老年抚养比速度不断提升，经历20年加速老龄化过程后，在2036年中国老年抚养比（35.65%）超过美国（35.49%）。从2020年到2100年，美国总抚养比上升了27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中国的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上升了58.6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若是在低方案下，到2100年中国总抚养比高达158%，老年抚养比近146%，即到2100年中国0～14岁少儿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近1.5倍，庞大的老年人口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值得注意的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实际老年抚养比为19.7%，总抚养比为45.88%，分别高于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0.5和1.74个百分点，说明按照2022年联合国总方案预测结果，2020年低估了中国老龄化程度。
数据来源：同表1。
▍中美人口变化对其国家实力的影响
国家实力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实力、权力、影响力是关系密切的三个概念，专家在国家实力的构成要素方面的普遍共识，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等。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国家实力划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两种形态，其中硬实力包含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等，是一个国家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而软实力则涵盖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家凝聚力以及国际制度等。在国家拥有的诸多资源中，人口是国家实力的基本要素。从超长历史视角来看，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会对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中美两国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硬实力
经济发展是国家硬实力的核心，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人口经济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不同于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人口乐观派提出人口增长能够影响技术进步、市场形成和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现代化发展使得人口增长促进了劳动分工多样化、差异化和专业化，促使人口增加成为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前提。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美国学者发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并非总体人口增长率，而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抚养比变化。其基本原理在于，就整个生命历程来看，不同年龄段的经济行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不同年龄群体结构变化会进一步引发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变化，例如幼儿比例较大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储蓄，从而促进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口红利”；而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低于总人口增长率时，如人口老龄化，则往往产生较为沉重的养老保险和退休金负担，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速度。
对比中美两国1980—2050年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人均GDP增长率变化，可以看出，二者都曾因一段时期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带来了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促进了经济发展，带来了显著的人口红利期。2010年以前，两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较高而老年人口抚养比较低时，人均GDP增长率普遍较高，且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均高于美国。2020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转变为负，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相对应的人均GDP增长率也不断迅速下降，到2050年两国人均GDP增长率相差无几（中国1.97%；美国1.12%）。到2050年以后，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负增长，未来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美国。
数据来源：1980—2020数据来源于OECD:1960—2021GDP（总计、百万美元），https://data.oecd.org/gdp/gross-domestic-product-gdp.htm#indicator-chart.2030—2050数据来源于OECD：实际GDP长期预测，https://data.oecd.org/gdp/real-gdp-long-term-forecast.htm#indicator-chart.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老年抚养比均由2022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提供数据计算而成，其中2030—2050年为中方案数据。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22Revision[R],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2022.
世界范围内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难逆转，从2020年以后，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加速减少，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尽管中美两国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二者的人口结构存在较大变化差异。从老龄化时间和速度来看，美国进入老龄化时间虽早，但老龄化进程缓慢；中国虽然较晚迈入老龄化国家，但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高龄化速度快且程度高。总之，中国比美国面临更为严峻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形势。在未来长时段的中美两国经济硬实力竞争中，中国人口动态结构变化将不利于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将处于长期竞争的劣势境地。
（二）中美人口结构与文化软实力
美国在世界上是建国历史比较短的国家之一，但与中国相比，美国具有更为复杂的人口种族和族裔结构。多样化的人口种族和族裔结构不断地形塑美国多元化社会，同时也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制度以及主流文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美国最早面临的是种族、族裔群体的身份界定问题。1776年7月4日美国脱离英国宣告独立，并发表了《独立宣言》。1790年，美国开展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首先就面临着美国人的身份界定问题。彼时美国宪法定义了三种居民：自由人、黑奴和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既不被征税也不当兵，所以没有被纳入普查。又由于在美国奴隶制度下黑人既是人又是财产，所以有了所谓“3/5妥协案”，即黑奴只能算作3/5个自由人来进行统计。1790年，美国人口除印第安人外，共3929000人，其中698000人是黑奴，占全部统计人口的17.77%，若按照3/5人加权，则仅为10.66%，白人占绝对优势。从建国初起，非洲裔黑人3/5自由人的奴隶地位就已打上了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矛盾的历史烙印，直到1865年“奴隶制”才得以废除。然而尽管奴隶制废除后已150余年，但其遗留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正因为美国历史上有“黑人命非全命”的“3/5妥协案”，所以才有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历史诉求。另一方面，移民带来了人口族裔结构变化，从而改变了美国社会白人主导的结构。海外移民的增加也给美国主流文化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从1820年到1924年，约有3400万欧洲人来到美国。他们的子孙几乎完全被同化，融入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从1965年到2000年，有2300万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这给美国带来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移民，而是移民同化或不同化。美国的主流文化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这一核心融合了非西班牙裔白人、英国人、基督教等因素而构建，但是随着美国移民结构、族裔结构的变化，现有的移民不再想要完全融入美国本土主流文化，更倾向于保持自己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保持自身的种族特性，对美国主流文化和身份认同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二战以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持续增加，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占比不断缩小。从美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见下表5），从1990年到2010年，美国总人口从2.49亿增长到3.09亿，其中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占比从1990年75.6%下降到2010年的63.7%，而少数族裔人口占比则在这二十年间增长了12%。具体分族裔结构和种族构成来看，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人口增长了2812万人，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9%上升到2010年的16.3%，成为美国近二十年人口变动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族裔群体；其他种族人口占比也有所增加，亚裔、非洲裔美国黑人人口增加较快，唯有白人人口占比不断下降。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美国白人人口为2.043亿，比2010年下降了8.6%，人口占比也从2010年的72.4%降至2020年的61.6%。增速最快的亚裔人口从2010年的4.8%增长到2020年的8.6%；而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人口则从2010年的16.3%增长到2020年的18.7%。迅速增长的其他种族或族裔人口将会在未来改变美国的人口种族构成，未来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将失去占比最大的数量优势，而其他种族或族裔人口将成为推动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预测数据显示，到2065年，美国总人口将达到4.41亿，其中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将降至46%，丧失了历史上人口一直占多数的优势，少数族裔人口将超过50%，其中西班牙裔将占总人口的24%，亚裔和非洲裔美国黑人分别占总人口的14%和13%。未来美国移民后代将越来越多，跨种族的混血儿数量也将持续增加，到2065年，美国境内的移民及其后代将占美国人口增长的88%。美国白人以外的种族和族裔人口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种族通婚逐渐增多，跨种族和多个种族人口也将持续增加，人口种族和族裔结构更加复杂。
数据来源：（1)Humes K R,Jones N A,Ramirez R.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2010[R],U.S.Census Bureau,2011.(2)Grieco E M&Cassidy R C.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2000[R].U.S.Census Bureau.2001.(3)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General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1990.Bureau of the Census.1992.
也正因为目睹了美国人口种族、族裔结构的巨变，亨廷顿的目光从国际转向国内，从警惕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到担忧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式微。亨廷顿认为，从美国建国发展历史来看，美国的主流文化是“盎格鲁-新教文化”，这是融白人（种族）、英国人（民族）、基督教（文化）等要素而构建的核心。但是，人口移民结构、族裔结构的变化，给美国主流文化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亨廷顿指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多文化主义运动，试图以不同种族相联系的各种文化取代美国的主流文化，并在80年代及90年代取得最大成功。当年克林顿时代（1992—2000）的副总统戈尔曾把富兰克林、杰斐逊和亚当斯为美国选择的拉丁语格言“Epluribusunum”（合众为一）重新解释为“一生众”。美国社会一直是“众合一”与“一生众”并存，也一直存在着“一”和“多”之争。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一方面受到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论和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拉美裔尤其是墨西哥移民的强大影响。随着美国人口族裔结构发生急剧变化，拉美裔他们信奉天主教讲西班牙语，保留母国自身文化，没有建立起美国国家的认同。于是，美国出现了一个分两杈的、通行两种全国性语言的盎格鲁-拉美社会的趋势。
进入21世纪，美国社会分化和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2016年特朗普胜选并非偶然，这是美国社会阶层分化、族裔矛盾、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之后的选择。从特朗普时期实施的各项政策可以看出，特朗普是亨廷顿思想和观点的赞同者和实施者。亨廷顿对美国主流文化危机的担忧也是特朗普们的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及团队充分认识到了美国内外危机，并积极出台对策“拯救”美国主流文化的政治精英集团。特朗普提出“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等宣言，事实上是“挽救”美国主流文化美国信念的必然选择。对内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人口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上台之后即刻出台新移民政策，严格管控移民入籍条件，并推进在美墨边界“修高墙”、实施“禁穆令”等，旨在限制墨西哥裔等拉美裔移民，进而遏制拉美裔文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冲击；而“禁穆令”则是防范类似“9·11”事件的再次发生，同时也是禁止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恐怖主义分子进入美国危害美国安全。特朗普致力解决的问题正是亨廷顿所指明的“种族矛盾”（白人与非白人）和“族裔冲突”（盎格鲁与拉美裔文化）的“人口结构问题”，致力于“众合一”的认同问题，显然特朗普还没来得及看到其施政的“成功”。
相比之下，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既没有美国历史上的黑奴制度下的种族歧视问题，也不是移民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形成了当代民族概念意义下的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民族构成（见表6）。对于中国文明特征，梁漱溟就指出：“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移，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有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此谓中国文化非唯时间绵延最久，抑空间上之拓大亦不可及。”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在比较了西方历史之后也认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种族、血统从来不是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依据，文明认同才是中国的基础。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变迁中形成了“中和、中庸、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特质。
数据来源：1953—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也受到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理论、“自由民主”以及“多元主义”话语体系的影响，在边疆地区，国家认同一度出现严重危机。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再次敏锐地指出，在涉及“族裔”“民族”这些源于西方概念和理论问题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费孝通在1996年重新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候，特别强调民族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再次指出：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不是加在一起而是一个相互依存统一不能分割的整体。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最高层。第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从分散到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融入其他族群成分的汉族发挥了核心凝聚作用，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是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第三，中华民族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各个族群的低层次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20世纪30年代史学家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曾是对“分裂”挑战“统一”的呐喊，是“多”与“一”关系严峻危机的反映。进入21世纪，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认同、“多元”与“一体”在新的国内外形势背景下又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事实上，在中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实践中，多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一体是多元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是多元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中外历史经验证明，绝对的多元主义必然导致多元主义的破灭。
虽然中国人口内部具有很强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21世纪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却不利于国家软实力的保持和增强。实际上，人口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基础，也是一种文明最基本的承载体，中国人口从历史上一直占据世界人口的20～25%迅速下降到10%以下，在世界人口还将继续增长的背景下，这不仅影响到中华文明自身的生存，也是世界多样文明的巨大损失。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中国人口规模迅速减少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对中华文明兴衰的巨大挑战。
▍总结与讨论
人口是影响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与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息息相关。目前中国和美国都已进入老龄化国家，虽然当下中国与美国相比仍然具有一定的数量优势，然而若中国一直停留在超低生育率水平，那么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将迅速失去人口优势，不仅人口数量急剧萎缩，劳动力平均年龄不断增加，人口结构也迅速老化，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人口少子老龄化挑战。与中国相比，美国虽然种族多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不同族裔移民分布范围的扩大，可能进一步造成美国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但未来数十年美国人口总量仍然继续上升，国际移民成为美国人口增长的主导动力，虽然同样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人口结构比其他发达国家年轻，充足的年轻劳动年龄人口以及较高的人口素质水平，会对经济发展硬实力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起到积极正面作用。总之，中美两国人口不同的变化趋势将对其自身国家软硬实力产生重大而不同的影响。
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多”与“一”关系张力。与费孝通同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1985年的遗著《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中，曾经也以长时段的视角论述了法兰西的特性，他指出，“多样性”是法兰西最鲜明的国家特征，法兰西的一系列独特地区酷似镶嵌画上那些色彩和形状各异的玻璃，而这些玻璃已由水泥牢固地黏合在一起。其实，布罗代尔对于法兰西多样性特征的自信源于“多”能够凝聚成为一体，布罗代尔这样形容道：“尤其随着交通的飞速发展和法语的广泛传播和居主导地位———法兰西岛的方言从公元1000年起开始取代其他方言———随着19世纪工业的勃兴以及1945至1975年这‘光荣的30年’的空前繁荣，人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巨大的力量即使未能消除一切差异，至少也在有成百上千块彩色玻璃拼成的镶嵌画上盖上了厚厚的一层油彩。”这也体现出了“车书一统”的共性。遗憾的是，与亨廷顿目睹到苏联解体后地区文明冲突和“9·11”事件不同，1985年谢世的布罗代尔并未经历20世纪末东欧剧变和21世纪欧洲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带来的一系列对“一”的挑战，如2015年德国难民危机、2015年法国讽刺漫画周刊总部遭受恐怖袭击以及2020年法国教师“斩首”等事件，这些都与21世纪欧洲大陆的人口移民、人口宗教结构变化有关，是“多”对“一”的挑战，是对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如今美国处在拜登时代，拜登团队并不认同特朗普时代的执政方略，推翻了特朗普时代的“众合一”目标，从多元成分的领导团队构成到一系列政策，如国际合作、移民政策等，都呈现出“一生众”的价值取向。然而美国社会固有的历史问题依旧存在，拜登同样也要面临着种族、族裔、文化等问题的挑战。2020年5月，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遭白人警察跪压死亡事件引发全美声势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并没有结束，如今又扩展到了“亚裔族群歧视”的抗争。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随着其内部人口结构变迁，族裔、宗教、文化等人口冲突人口替代将不可避免。“多”与“一”关系紧张将可能长期存在，不容乐观。
所以，同样与费孝通同时代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面对西方世界“多”与“一”的关系张力时，由其自身国家历史经验出发得出了“文明冲突”的结论，而拥有数千年“和而不同”文化底蕴的中国则孕育出了费孝通“多元一体”论，并进而产生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实践观。虽然中华文明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高度的认同感，但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不容乐观，不仅进入人口负增长，而且是一个少子老龄化加速过程。人口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性战略性变量，影响广泛且深远，人口危机到来，无论是对我国的经济、军事硬实力，还是对政治、文化软实力，都是巨大的冲击。中国人口将可能无力支撑中国硬实力的持续强盛，而中华文化也会随着秉持这种文化的人口衰落而衰落。我们要从西方欧美社会人口结构如种族结构、移民结构、宗教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中华文明中“中和”“宽容”的智慧，以及中华文明所彰显的和平正义、“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将会对文化多元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并将惠及和造福全人类。从长时段大视野出发，从世界人口变迁的格局出发，中国应当把“人口建设”纳入到百年战略千年大计之中。未来十年、三十年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人口整体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不断提升全民素质，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始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以保持长盛不衰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应对未来各种挑战。这样的选择无论对中国自身发展还是对世界和平贡献都将是无价的。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人口的历史使命担当。
本文原载“东方证券财富研究”，原题为《人口红利、房价达峰与居民资产配置》；延伸阅读原载《晋阳学刊》2023年第1期，原题为《中美人口变迁及其自身国家实力的影响》。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111A05A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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