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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没有外国学生了?班上都是亚洲面孔,外国孩子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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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31 11: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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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浙江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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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日
“我们的在校生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组成了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区。当您的小朋友入学,他会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老师以及同伴进行互动和学习。”
11月中旬,我参加了一所外籍学校的开放日,这是上海最早创建的外籍学校之一,位于古北,一个著名的上海外国人聚集区。一位穿着黑色西装外套,脚踩高跟鞋的招生老师,站在讲台上,微笑着向台下的家长们做着宣讲。
外籍学校,全称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既然是外国人,自然没有体验中考、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必要,就拿这所外籍学校而言,学生可以2岁入学,18岁毕业,学校的宣传册中,一张五六个不同肤色和发色的学生照片被印制在内页,标题是“Global Education”(全球教育)。
招生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参观。万圣节刚刚过去,教学楼走廊上的南瓜装饰还未撤下,雪花剪纸已经备好,要挂起来迎接感恩节和圣诞节。图书馆里收藏了中英日韩等多种语言的书籍。在地下体育馆里,有一面攀岩墙,四季恒温的泳池里十几个小学生正在学习划水。整体而言,与还在探讨“课间十分钟”该不该消失的公立学校相比,这里就像一个精致的平行时空。
外籍学校是三十多年来对外开放的产物。1989年,上海第一所外籍学校上海美国学校正式注册。下一年,浦东开发,掀起外资进入上海的第一轮高潮。接下来20年,上海的外籍学校在校生规模增长了48倍。如今,上海是中国拥有外籍学校最多的城市,约30余所,原因也简单,到2019年,上海已经连续8年蝉联“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但当我在这里看到众多亚洲面孔的学生时,也并不太惊讶。学校内的一处户外场地,十几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们欢闹叫嚷着。他们大多是亚洲面孔。在走廊里,三五成群的学生路过我们的参观队伍,隐约能听见他们互相说的也是普通话。
和我一同参观的另外8组家庭,同样如此,并没有黄头发蓝眼睛,他们都是中国面孔,都说普通话。
招生老师热情地说,中学部新开了滑雪课程,“这也是一条赛道。特别是谷爱凌之后。”——这明显也是中国父母们才会懂得的逻辑。
外籍学校招生有身份要求,一般来说,需要父母至少有一方为外籍,或者孩子本身持有境外护照。这天和我一起参加开放日的中国父母们也都各有神通,他们有的持加拿大、美国护照,有的则有中国香港身份。
没人能准确说出中国父母是在哪一年开始对外籍学校产生向往的。早在2000年,上海教科院一位研究员就在报告里写道:“这些学校(指上海美国人学校和日本人学校)的办学与招生倾向于开放,中国人也乐于把子女送到国际学校就读。”这些年,除了回流国内的外籍华人,也有内地父母特意到美国或中国香港生下“美宝”、“港宝”;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很容易地搜索出移民中介,他们帮中国人“规划身份”,号称花几万块就可以购买一本非洲小国的护照。有了身份,就有了进入外籍学校必须的通行证。
但过去几年,外籍学校里中国背景学生的比例陡然增加,除了中国家长摸索出门路外,也有新的原因。
参观的终点,招生老师主动和我们提起学校里有着高比例的亚洲面孔学生这件事。她降低了声调,略带遗憾,“很多纯西方的家庭都离开了上海。”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如果你长期在上海生活,能够非常直观地觉察到这种显而易见的变化——在这座大都市,偶遇外国人曾经如此容易,他们骑共享单车,出现在临街的咖啡厅,走进陆家嘴或徐汇的一座座写字楼。但到了2022年下半年,这一些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一个公认的结果是,他们的出走带走了那些符合入读身份的学生,压缩了外籍学校原本就不大的教育市场。
我想起从一位老师那听来的一个例子:一位学生家长是来华多年的北欧高管,去年6月上海的出行限制一解除,他便带着家人去了新加坡。
事实上,不仅仅外籍学生在流失,中国学生的市场也缩紧了。招生老师摊手,语气坦诚地告诉父母们,“本来计划海外生子的家庭三年出不去。这是个现状,也是所有上海外籍学校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出生率也低。”旁边一位戴着银边眼镜、外表斯文的父亲插话,“看全国的数据,过去的三年出生率越来越低。”2017年,全国新出生婴儿1723万人,2018年为1523万人,连续数年下滑后,到2022年,出生人口已经跌至956万人。
“疫情之前开了多少个班?”开放日结束前,我问招生老师。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以前入学要到门口排队拿号的。谁能想到现在招生这样(困难)。”
乐园
一位外籍学校小学生的一天通常是这样的:早上8点上学,下午3点放学,然后可以选修艺术或体育课程,比如小提琴或游泳。即使是上海的冬天,学生们依然穿着短袖短裤踢球、跑步,成绩可以不好,但运动不能缺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们组队用英文讨论中世纪欧洲大瘟疫黑死病的传播;在某些节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庭一起烹饪美食,自制出一次热闹多元的集市。
不要成为做题家,不要高考,在学校宣扬的格言里,教育的核心是品格培养,每个孩子是独一无二的,要理解他者、走向时代。
申请外籍学校的流程和申请欧美大学的过程相似,填写申请表,付约3000元报名费,接受半小时或一小时的面试,收到offer或拒信。
面试学生,就是面试家长。2021年,吴倩的儿子拿到了上海两所外籍学校一年级的入学资格。她没有特意准备,对自己的家庭足够自信,她的先生有海外教育背景,曾在哈佛读MBA,后来加入加拿大籍,儿子在上海出生,自动入加籍。
刚生下儿子时,吴倩和先生就想好了,要让他走国际教育的路线,未来到美国或加拿大上大学。他们不认可国内教育应试的逻辑,不想让孩子卷入竞争。
吴倩说起自己。小学时,她的成绩稳居班级前三名,上了重点中学后,成绩“没那么好了”。突然从好学生的队列里掉下来,压力和挫败击中了她,她有些“破罐破摔”,和一群“不爱读书”的伙伴玩到一起,四处逛,不写作业。高考时,吴倩没有考上本科,读了一所大专院校。
现在,她不在乎这些过去的经历了,至少想到青春生活时,记忆里不只是学习。到了操心儿子教育问题上,她也尽力拨开那些层层被选拔的障碍,希望儿子学得轻松自在。每天儿子放学,吴倩第一件事就是和他确认,“今天在学校开心吗?”最近,一位朋友的女儿试图自杀。小女孩刚上公立初中,她说,耳边有声音在重复,“你这个都学不好,你怎么不去死?”
吴倩是满意外籍学校的教学的。学校用游戏的方式教学,“比如教中文,也是设计四五个游戏去识字。”受益于外籍学校更自由的教育,儿子了解的知识范围比同龄小孩更广。看到新闻中火箭发射,儿子会和她解释,什么是助推器;儿子还牢牢记得行星是怎样移动的。
然而,随着近几年学校里中国背景家庭的比例越来越多,吴倩感觉外籍学校的味道有些变了。在外籍学校的圈子里,只有孩子是外籍身份而家长为中国籍的家庭被称为“双非”,所谓“美宝”的家庭大多属于此类。她觉得,“双非”家庭多起来后——那是一群爱背爱马仕的家长,“卷”的势头也随之而来。
吴倩儿子所在年级,纯外籍的小孩大约只剩下十分之一,不少中国家长会安排小孩上补习班,提前学习课程内容。吴倩惊讶地看到有家长在朋友圈分享,一个刚刚升幼儿园大班的女孩已经在学三元一次方程了。她无意追求高分和名校,更无意“爬藤”——这是国际教育圈对于怀有常春藤名校梦的戏称。但在身边人都卷起来的压力下,吴倩也不得已给孩子请了外教单独补课,一周两节,辅助孩子精读英文文章。
她本想让孩子大学再出国留学,现在不考虑了,“初中就去。”这种想法背后,也有对于不确定性的担心。她的先生在一家德国企业工作,但这几年公司“生意不好”。在吴倩身边,有四个在外企工作的外籍家庭都在这一两年内陆续离开了。
危机未尽
在时代的风雨中,教育正成为树梢飘摇的一片叶。12月初,北京BISS国际学校倒闭的传闻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开。
这所成立已近30年的外籍学校,由新加坡前国会议员创办,是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批准的首批在京外籍学校。但早在2018年,北京BISS国际学校就陷入资金困局,拖欠员工工资,一度停学。生源是根本。时任校长埃普林曾解释,外派到北京的外籍人士近年少了,是导致学校周转不灵的原因之一。全校学生人数从2014年的315人逐年递减至2018年的110人,而他估计,学校的正常运转需要至少170名学生。
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Maggie是上海一所外籍学校4年级的班主任老师,美国人。Maggie说,所在的外籍学校也已经有些名不副实,“一个班级里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外国学生。”
不仅真正的外国学生在减少,整体学生数量也减少了约四分之一。在学校职工会议上,老师们讨论了一份调研的结果——学校统计离开外籍学校的学生都去了哪里,一种趋势是,中国家长们开始让孩子转学到双语学校。这类学校也沿用欧美的教育体系,但更紧抓学业,追求成绩,学费也更便宜。她猜测,为了吸引亚洲家庭,未来外籍学校也许会学得更难、更深,更关注数学的教学。
“这好,也不好。好的是学校可以在有更多亚洲学生的轨道上生存下去,不好的是,这样更不国际化,对外籍老师的吸引力也会降低。”Maggie说。
2017年,Maggie在朋友的推荐下从美国来到上海。多年过去,她已经在上海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和社交圈。她和丈夫在中国相识,4岁的儿子也在上海出生。在微信上,她有各种群聊,美国教师群、美国女性群、非裔教师群。过去一年,Maggie陆续送别了十多个朋友和同事。她告诉我,人们出于相似的原因离开。“他们大多是单身,在封锁期间独居。”Maggie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没有家人陪伴,也许也会离开。”——疫情封控最严重的时候,她有一两个月没有收到薪资。
2022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时,Maggie的教职团队里有45个新员工,而学校总共也只有200多名教师。许多外教在暑假期间离开了。
外籍老师们大部分都有在多国从事教育的经验,他们喜欢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往往在某个地方待上三四年,再前往下一个国家。外籍老师的流动性原本就比体制内教师高,疫情又成为迁徙的导火索。
结果是,“很多在海外的外教明确说不考虑内地的城市,可能只考虑香港。”一位外籍学校的中文老师David说。
许多欧美国家的老师离开后,学校招了一批东南亚小国的老师。有“看脸”的中国家长存有顾虑,David只能回答,“老师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师,大家的资质都是一样的。”他不知道家长对于这个回答是否满意。
元气何时能够恢复,还未可知。2023年秋天,Maggie所在学校又传出了裁员的消息,约十多位课程老师被要求离职或休假。
许多外籍学校存在经营上的困难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生源的流失,财政岌岌可危。招不到学生,学校不得不紧缩班级和师资规模。David透露,有学校头一年还有800多位学生,到了2023年秋季只剩下了500人不到。
新学期开始,Daivd班级里的二十多个学生中,只有五个纯外籍的学生:三个韩国人,一个巴西人,还有一个是中外混血小朋友。随着中国家庭的增加,家长们对于中文教学的要求也普遍提高了。家长们会向他提要求,拿公立学校的标准做对比,比如更明确地指出,希望孩子掌握多少个汉字。
信心
郭睿是一家国际教育集团的招生与市场负责人。以他的说法,疫情让外籍学校失去了最明显的优势——一种国际化的校园氛围。他说,“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学术吗?那培训机构会做得更好。家长会反思,如果失去了国际学校的氛围以后,那国际教育剩下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
在和郭睿的聊天中,我意识到,如果把教育看作一种投资,这也是关于信心的决策。“经济环境好,家长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更加愿意在教育上面投资。因为他自己有很多可能性,赚钱的方式有很多,我的未来是充满可能的,我的孩子也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经过这几年以后,家长要求生存。”
在西方家庭纷纷离开后,亚洲面孔的比例陡然增加。对部分中国家长来说,这份教育投资变得有些不划算。他们付出一年二三十万的学费,原本希望孩子进入一个多元的环境,和各国学生交往相识,未来能够英语流利,和国际接轨。一位家长对我说,“你既然读了国际学校,就是要跟外国小孩交流。”
但如今,这种所谓“国际氛围”可能只存于想象。有妈妈直接向我描述了现实中外籍学校学生社交圈子的分化,“母语是中文的小朋友一起玩。外国的小孩一起玩,最多就是带上混血。”
郭睿觉得这也能解释家长的动机,“为什么现在家长退回到了双语学校,退回到以成绩为导向的学校。因为他们投资要一个结果,不仅仅只是一种氛围和感觉。”
但有时候,退回也不那么容易。
2022年,在儿子入读外籍学校五年后,广州妈妈陈玥决定让儿子转学到一所公立小学的六年级。
她在外籍学校见识过那些“隐性的成本”。虽然学业压力小,作业少,但外籍学校的学生们要习得各种各样的课后技能。这些运动、乐器、科技的课程,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销。陈玥计算过,儿子从大约3年前开始学习网球,一天训练一小时,一年下来要花费17万左右。
钱并不是首要的问题。她担忧的是无法应对这种更多元的竞争。“不像在国内,要考985、211,你知道要往哪方面努力,往哪方面补。”
回到公立体系,陈玥和儿子需要适应一种和外籍学校截然不同的环境。儿子去了两天学校,放学后便告诉陈玥,还是喜欢国际学校。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老师会把一个知识点重复好几遍,上课让他感到有点浪费时间。
陈玥清楚,这是“应试”的结果,教育的目的不同,方式便不同。在家长群里,那些教育焦虑实实在在地涌到陈玥的眼前。老师嘱咐,家长要帮助孩子学习,要辅导作业、打卡,又在群里点名某某学生的作业未完成,某某上课不认真,某某考试又没考好。开学前军训时,家长们则在群里说,“教官要让他们多练一下,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不要停下来。”
陈玥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家长群待了不过一周,她生气地退了群。
她和儿子成了学校里的例外。陈玥不满意晚自习要上到晚上9点过,总是六七点就接走儿子,带儿子看电影,或者学别的兴趣班。一开始,学校老师不同意,为了达成一致,她对成绩做出了承诺,“绝对不拖班级平均分。”
我们通话这天,轮到陈玥儿子做校内演讲。班级里其他孩子都有父母帮忙改稿、做ppt,让一份ppt“完美无瑕”。她看不惯这种做法,告诉儿子,自己做,自己讲,稿子也不必让大人改。陈玥看着儿子在电脑上一个词一个词敲出一份中英双语的讲稿,700多字,选好配图,做出一份白底黑字简简单单的ppt,在全校学生前脱稿演讲。她觉得,呈现真实的自己就好了。
最近,她开始考虑让孩子去美国读书,“只要他自己哪天说想去国外,我就会带他走。”
不过,也有家长对留在外籍学校保有信心。最近,上海家长刘裕看到单方面免签的新闻,觉得未来还算乐观。11月24日,外交部宣布中方决定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进入12月,又新增了文莱和新加坡。他觉得,这是一个“打开”的信号。
刘裕和妻子是双职工家庭,2018年,他们前往美国生下女儿。女儿一岁多时,他们开始考虑上学的问题。他和妻子规划了两条路,一是在上海买学区房,另一条路是读外籍学校。
最终的推动来自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期。刘裕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产品线涉及疫苗的生产。他预见到疫情中的公司红利。过去三年,刘裕所在公司每年增速达到20%,是疫情前的四五倍。即便今年增速慢了下来,仍然高于疫情前。
2020年,他花了半年时间访校、研究了五六所学校,最终为女儿选定了一所历史悠久的外籍学校。
刘裕是观察细致的父亲。2021年暑假,女儿的一位外籍老师因为疫情离开中国,她是女儿上学后遇到的第一位老师,她离开后,女儿还时常提起老师的名字。
但刘裕相信,外籍老师和学生都会再回来的,我们的世界会再次流动。“现在要重拾信心,(他们)有各种理由回到我们这里。”他肯定地说。
作者 | 迟拉佻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受访者均为化名;感谢David对采访提供的帮助。封面图来自视觉中国。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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