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顶级藤校的教育资源是光环笼罩的，往往象征着精英教育的桂冠。但拥有双藤校背景、年入百万的女孩张倩却认为，充斥着各种滤镜的藤校生活，是一座属于精英教育的“围城”。在披着“别人家孩子”的标签数年，有了更多的能力、积累和精神准备后，她选择放下一纸文凭，为自己重启人生......
文丨Chelsea 编丨袁梓曦
美本常规申请即将放榜，在这翘首以盼的时刻，一则藤校学生录制的视频引起了国内外的热议。
视频中的男生，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大三学生，就读于计算机专业。他曾在3年前的申请季中脱颖而出，斩获了五所藤校的offer。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众人眼中的学霸，在藤校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后，却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在视频中，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想要过得好，别来藤校。”
这一言论，无疑带来了不小的争议。在大众眼中，已经获得了顶级资源的藤校生，为什么要站出来发言，要对藤校祛魅？这也让我们对藤校教育的真实面貌产生了更多的好奇。
好巧不巧，外滩君最近认识了一位双藤女孩张倩，她有一个有趣的小红书账号——“都是刘亦婷曾子墨耽误了我”。15年前，她从上外附中毕业，成为美国藤校达特茅斯学院唯一录取的中国大陆女生；4年前，她从哈佛商学院MBA毕业，30岁升到了VP。
张倩
就是这样一位“别人家的孩子”，在成为刘亦婷和曾子墨的双重校友后，却选择裸辞美国高薪工作，空降到葡萄牙里斯本，在秉信“一切无意义”的欧洲艺术家和“看破红尘”的各国躺平人士中，重启人生。
刘亦婷和曾子墨没有再出回忆录续集，然而，深受上一代藤校女孩影响的张倩，她的经历或许能作为藤校女孩的番外，带领我们重新审视精英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为方便叙事，下文用第一人称
从上外附中到达特茅斯，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我第一次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妈在家长中听说，上海有一所非常有名的学校，叫上外附中，一年只招收120位学生。那时候，距离报考时间已经非常接近，我妈才知道，原来当时上海很多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家长，会提前一年在校外花上几万块，报名专门针对上外附中入学考试的培训班。
我父母想着反正也来不及准备了，不如就让我“裸考”去试试好了。结果，玩票心态的我意外地进入了当年120人的名单中。
细细回味，这也并非偶然。自小我就特别要强，尤其擅长考试和比赛。记得小学时，学校曾组织过一场查字典比赛。起初，我觉得这场比赛颇为奇怪，难以理解其意义所在。然而，由于我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最终我在比赛中的用时竟然比第二名快了一倍，夺得了冠军。
我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强烈的进取心，除了与生俱来的性格特质外，也离不开周围环境的影响。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成绩被普遍视为衡量个人能力和价值的重要标尺，也是我当时获得安全感和自我认同的主要途径。即使是在牛娃如云的上外附中，我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良性循环，但实际上，也蕴含着潜在的不良影响。我曾经一度认为，只要成绩优秀，我便能在这个 “保护罩”下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我会表现得较为散漫，总是最后一个到教室，甚至与老师发生一些小的争执。
有一次，我涂了桃红色的指甲油去上课，一位平时看似开明的老师却严肃地要求我卸掉指甲油，否则就不允许我上课。我当时感到非常不解，认为成绩优秀应该有一些“特权”。
有意思的是，即使后来去了美国，我还是一样散漫，商学院期间依然经常上课迟到，也与一两个老师发生过意见上的分歧。
不过，如今回想起来，若不是当年的一试，我也不可能走上刘亦婷和曾子墨的道路。
我至今都记得，2002年我作为6年级新生入学，还没走进教室，校门左手边的公告窗里面贴着一张张龙虎榜。大红色的宣纸，黑得发亮的毛笔字，讲述着刚刚毕业的高三学生都去了哪些优秀学府。
龙虎榜上最前面的是哈佛、耶鲁等藤校，其次是美国的一些文理学院，然后是香港地区的大学，最后是清华北大。对于当时年仅11岁的我来说，这个排序传达了一种明确的价值观——美国藤校是最好的，其他学校则依次递减。
当然现在想来，这个排序充满着“鄙视链”，但当时要强的我尚未对此有意识，在早申时只将目光投向了藤校。原本哈佛大学是我心之所向，然而那年哈佛并未提供早申的机会。鉴于当时家庭的经济状况，我只能申请给国际学生提供need blind奖学金的藤校。综合比较申请难度后，我最终选择了达特茅斯学院。
回顾我当年的申请材料，可以说是一个“均衡安全”且“个性鲜明”的申请人。
我不仅在SAT、托福和高中学业成绩上表现出色，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类课余活动。其中，我在社区中推广各类体育活动的经历尤为突出。
例如，在上海大师杯网球赛中担任球童，并带领班上的同学一同观赛；
我申请的那年恰逢北京奥运会，我有幸当选为2008年奥运火炬手，这无疑是申请材料中的一大亮点。
2008年12月的一天清晨，我收到了达特茅斯的早申录取通知书，成为了那年达特茅斯唯一录取的中国大陆学生。
看似毫无波澜的申请季，也发生过一个小插曲。申请前，我在一个当年备受欢迎的留学论坛CUUS上，随手发表了一篇关于自己成绩和申请选择的帖子。
出乎意料的是，这篇帖子迅速成为论坛的热门。
帖子下面十多页的回复，大部分都来源于论坛的一些元老，嘲讽我这种背景还想申请藤校。没想到早申放榜后，那个帖子成为了当时论坛的一个经典。
许多网友纷纷站出来为我发声，他们认为论坛的风气应当改变，那些象征权威的资深用户不应该倚老卖老，居高临下地评价他人。
经过这起“网暴”事件后，我更加坚信，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要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坚定不移地做自己，这也为后来我毅然裸辞离开美国，移居欧洲埋下了伏笔。
从阿里和哈佛毕业后，我对精英教育祛魅了
刚进入达特茅斯的时候，我对周遭一切都充满好奇，敏锐地观察着同学们的日常喜好，试图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感知到美国社会的风貌。
很快，我发现很多身边的前辈们，来自达特茅斯校友世家，他们不仅家境优渥，履历更是熠熠生辉。喜欢与人打交道的学霸们毕业后会进入华尔街或者咨询公司，工作几年后再去哈佛读个MBA，而那些学术表现同样出色但性格较为内向的学生，往往毕业后会进入医学院继续深造。
那时的我想要快速融入校园环境，不想成为大家眼中的“怪人”，于是我的职业轨迹似乎早早就定下了：数学专业满绩点，毕业后进入大厂，再去哈佛商学院深造。
因此，在本科毕业四年后收到哈佛MBA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丝毫没有激动，只是放松深呼一口气，好像这是理所当然。
但是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麻烦大了。
“受到前一年疫情影响，哈佛商学院补办毕业典礼。因不满学校强硬规定 ‘不穿学位服，不准走毕业典礼’，我拒绝订购并穿着便装出席。当日不仅没有人禁止我走上台，台上的教授还特意拥抱我，并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做得好！”
事实上，从达特茅斯毕业到申请哈佛MBA的这4年半的时间里，我对精英教育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阿里巴巴工作的那几年，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6年，我参与了阿里的一个国际化管培生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位优秀年轻人都汇聚于此，我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然而，也正是这次共事，让我对精英教育的滤镜碎了一地。
尽管项目里的同事教育背景都非常出色，但有些人却眼高手低。尤其是一些毕业于顶尖名校的美国同事，他们似乎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最好的资源，但实际并没有做出太多贡献。
与此同时，我接触到了许多中国同事。毕业于非精英学校的他们其实非常优秀，但是他们的能力和潜力往往被低估。他们的生活状态、工作能力和工资水平也让我深感不公。
这种鲜明对比，让我第一次对精英教育产生了反感，在进入哈佛商学院后，这种反感逐渐演变成对了精英教育培养模式的反思。
像哈佛这样的顶尖学校，总是喜欢喊着“改变世界”的口号，常常让在读学生感到肩负某种神圣的任务。
可有一次，我问几位哈佛毕业的好友：“你们真的有改变世界的想法吗？”他们摇摇头：“出了哈佛校园，没人这么觉得。”
尽管哈佛的口号常被视作一种象征而非实际行动的指南，但这种文化熏陶依然在学生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曾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毕业生，他们尚未具备改变世界的能力，却自恃某种特权，表现得傲慢而自私，不愿在对简历没有帮助的人和事情上花时间。他们往往自我陶醉，阅读量匮乏，却善于利用谷歌搜索一番信息，随后便洋洋洒洒地发表长篇大论。
这种不良风气不仅未受到社会的谴责，反而得到了容忍甚至助长，因为许多人仍然热衷于聆听哈佛毕业生的演讲。
藤校的光环依然是社会上的硬通货，但是在学历迅速贬值的今天，我们应该深思：一纸藤校毕业文凭，真的能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吗？
从达特茅斯本科毕业
负责藤校本科面试，发现爬藤性价比太低去年，我受邀担任了母校达特茅斯某一片国际区域的校友面试负责人。
虽然达特茅斯校友面试在整体录取过程中所占比重并不高，更多是作为一个确认环节，但是在查看了本区域所有面试反馈表后，我还是感受到了竞争之激烈。
达特茅斯校友面试的评级体系与上班考评相似，通常包括中间层级的评级以及两端的推荐与不推荐选项，有时会出现极端的“非常推荐”和“非常不推荐”。由于校友往往只能看到有限的申请信息，他们对申请人的了解相对片面，且无法保证所有校友都是公平、优质的面试官。因此，不同的校友对同一申请人的评分可能存在差异。
我在ED一轮面试了6位国际申请人，他们总体都很出色，我还给了其中一位最高面试评级。然而，当结果出来时，我有点震惊，居然是6个Deny。不过我也有观察到，有些学生面试报告不佳（如表现出傲慢态度），但在其他综合评估下，他们仍有可能被录取。
当录取决定是多维度评估时，势必会存在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为了增加可控制的申请筹码，很多爬藤的孩子多多少少有点流水线色彩：想学CS或者理工+文科/艺术、各种美国夏校研究项目、优异学术/课余成就，不是理科金牌、出过书，就是创过业、有自己的油管频道。谁水分多、谁钱多、谁真牛，经验丰富的面试官一眼就能分辨得出。
很多家长盲目将爬藤当作目标，再把孩子的情况带进去求解。他们没想清楚，孩子的性格、志向、进取心才是已知参数，需要求解的是真正适合他们的未来。
每年藤校的录取率都在创新低，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爬藤失败，感受到他们和父母多年的专项努力没有得到回应，我真心觉得，不值。
1.有些孩子不是“常春藤聪明”，但家长却人云亦云鸡娃能进入藤校的孩子确实聪明，但这只是聪明的一种类别。例如，我在标化考试上，是一个常胜将军，数学本科也轻松4.0，但我的动手能力极差，宜家家具永远要装两遍才对。我的另一个哈佛本科好友比我更甚，对哲学头头是道，但看我做个番茄炒蛋就直呼不可思议。
很多孩子的聪明类型与当前的考试制度并不完全契合，他们的天赋和创造力更多地体现在各自独特的领域中。这些孩子未来或许会成为杰出的艺术家、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深谙人心的心理咨询师，或是技艺精湛的电工等。
与其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去盲目追求所谓的“爬藤”，不如将有限的精力专注于自己的成长道路，从而收获更多的正向反馈，而不是过分追求短期的成绩和外界的认可。
过多的外界信息不仅容易引发焦虑情绪，还可能阻碍思维的拓展，最终导致盲目跟风，陷入“鸡娃”的误区。
2.“鸡娃”风潮已经进入泡沫阶段，藤校毕业也可能是行业冥灯
前不久，一位达特茅斯大三小学妹向我抱怨学校单一的求职风气：“MorganStanley上次来学校宣讲，全场满座。”我脱口而出：“怎么现在还是流行这样？”
曾经我以为刘亦婷和曾子墨也就耽误了我这一辈人，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学生仍在追求去最好的学校，毕业后进华尔街、咨询公司和科技大厂。
有一句非常真实的玩笑话：“要看经济泡沫在哪里，就看最近几届哈佛商学院毕业生挤破头想去哪里”。
从小在激烈竞争中成长并成功进入顶尖学府的孩子，更容易形成路径依赖，被外界的评价和期望所捆绑，局限于几条固定的道路。然而，当前的“鸡娃”热潮已经呈现出泡沫化的趋势，当众人纷纷涌入同一条道路时，这条道路的优势便逐渐丧失。
回顾历史，取得辉煌成就的人士，往往是那些敢于走自己路的人。时代红利绝不可能是大多数人已经发现的东西，或许抱持一种“摆烂”的态度，不刻意追求、不盲目跟风，说不定更容易撞见机遇和成功。
移居葡萄牙里斯本
3.做优秀的人，代价很高
从美国搬来葡萄牙之前，我的生活离精英孩子和家庭很近。其中很多人有些成瘾性人格的影子，运气比较好的，上瘾的“成就感”还算是正面。
比如，读完这个藤校学位就要征服下一个，进入投行后要去买方平台，努力耕耘两年获晋升，喜悦两天就开始焦虑：“现在我该做什么？”。
举铁今天要比昨天重，一星期一天不锻炼哪儿都难受。
半马拉松跑完训练全马拉松，全马拉松完了越野超马，再没意思就去练铁人三项。
运气如果不好，就容易掉入其他黑洞。我的最好朋友之一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高中起就有严重强迫症，在校期间因心理健康问题2次被强制休学。
天资极为聪明+家庭条件优越+环境竞争激烈，似乎是“致命”公式。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来看，这个公式并不难理解，主要归因于两方面的效应：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和治疗效应(treatment effect)。
选择效应意味着这些学生本身可能就更倾向于焦虑或具有强烈的进取心，这也正是他们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进入顶尖学府的原因；
治疗效应则是指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与同样优秀和焦虑的人产生共鸣，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心理状态。
而心理健康危机不仅限于在校期间，藤校毕业后的人生一样“荆棘丛生”。 在哈佛商学院期间，一位教授告诉我们：校友毕业十年聚会的时候，几乎没人想聊职业和资产，很多人会反思自己的离婚、失业、亲人离去、心理健康问题……
只要活得够长，谁都有至暗时刻。我大胆猜测，大部分哈佛毕业生一辈子至少抑郁一次。随便给5个我身边哈佛本科毕业生/MBA的例子，他们现在均在28-33岁之间，看上去生活都很正常，但是实际上：
A喜欢电影哲学，赚钱对她来说确实容易，但年纪轻轻就感觉人活着没有意义，遂抑郁；
B职业不太顺利，有慢性疾病、长期疼痛，遂抑郁；
C有点理想主义，毕业加入一家实业公司，但公司发展和文化渐与她相佐，二次裸辞，遂抑郁；
D心怀大志，但因各种原因有深深的不安全感，被女友劈腿，遂抑郁；
E外形条件出众，但对伴侣和工作都非常挑剔。毕业后找寻很久，终于选择了一家从创业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很快散伙收摊，遂抑郁。
藤校毕业生的人生不一定比“普通人”更幸福，只是可能更加精彩起伏。而人生振幅更大，相对低谷也会更低。
每个吃饱穿暖的现代人或早或晚要在寻找自我价值上挣扎一番，自我期望越高的人可能跌得越深。
而这一课，大学不教。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大学不教的课，社会迟早会教。在传统的精英教育路线上，我已经一眼看到了尽头。我担心如果从生命的终点回看，我会后悔没有勇敢尝试另一种人生，于是我决定裸辞、放弃美国、与男友分手并移居欧洲。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抵达了里斯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也开启了个人播客“不上班OutOfOffice”。
“记得当时我带着狗狗在租住的地方附近遛弯，那一刻，我惊讶自己居然就这样在葡萄牙安下了家。这种奇妙的体验让我回想起18岁时从上海搬到达特茅斯上学的情景，那时的搬家充满了紧张，而现在却如此轻松。”
当初选择来葡萄牙，我的许多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认为，既然我们18岁时就有勇气远离家乡，去美国追求更好的教育，那么现在有了更多的能力、积累和精神准备，我们更应该为自己做一次选择。
近日，我与来自法国和瑞士的2位艺术家好友畅聊，他们知道我的故事和获得的共鸣，感叹“（像我这样的）部分中国人，在三十年间经历了欧洲三代人经历的变化。”
对我来说，中国、美国和欧洲的经历，就像是三代人的历程。第一代为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代则在充满淘金梦的土地上，变得更为繁荣和富有；第三代，开始追求金钱之外的其他东西。
我与这2位艺术家原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在没有抽水马桶的里弄出生，从小目标是“要有出息”，于是成为了藤校女孩。他俩出生时的社会阶层已经稳定，性格所致，十几岁接触各种虚无、无治主义，“于是只能选择寻找美的东西，” 成为了艺术家。
感谢中国的高速发展，我与他们有幸在三十多岁时殊途同归，交汇在里斯本，一起讨论无意义的人生要怎么过。
一段人生始于不存在，回到不存在，反正最终也是“白活”一回。如果此刻我们桌上有饭菜、头上有屋檐，是否是时候去考虑：-我是谁？
-我真正喜欢做什么？
-我要如何开始做我真正喜欢的事？
王德峰老师曾在《寻觅意义》发问：“假定我达到了我曾有过的所有目标，结果就是陷入空虚。心的无限的一面，要如何在这世界上安顿？”
他的答案让我湿了眼睛：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找到超越现实的路，再回到世界中来，心安顿了，如此人生才有了意义和精彩。
本文图片来源小红书@都是刘亦婷曾子墨耽误了我发现优质教育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406A00JR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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