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誉下调我国信用评级展望，透露重大信号

凯伦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在昨天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公共财政风险增加。
这也是继去年12月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将我国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之后，第二家下调我国信用评价的国际评级机构。
到现在为止，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已经有两家下调了我国的信用评级。
这件事从根源上来说，谈不上什么阴谋论，仅仅反映的是国际商界对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发展的风险日益加深。
惠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下调是反映我国财政前景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加，特别是我国从依赖房地产增长模式向可持续增长模式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前景必须应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在转型初期乃至中后期，都会伴随不可避免的阵痛和不适，对我们来说，恐怕也很难例外，且在这个过程中，地产、消费、投资、债务、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叠加，也的确反映了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高。
而这些，是惠誉下调我国评级的根本原因。


作为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惠誉这番举动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国际上不少投资者乃至商界人士都将这三大评级机构作为自己的投资决策依据之一，如今已经有两家评级机构下调我国评级，背后的意义非同寻常。
惠誉在一份声明中说，“从评级角度来看，我国近年来巨额的财政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债务已经侵蚀了财政缓冲，未来几年，预计财政措施在支持增长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推动债务持续上行。”
这话怎么理解？
用通俗的语言讲，惠誉的言下之意就是，眼下宏观经济增长放缓，不管是推动产业补贴还是基建投资亦或是消费，本质上都需要财政的支持，在可预期的一段时间内，入不敷出将导致债务持续性增加，从而让风险变得更大。
这是惠誉的一面之词，正如财政部所说，惠誉的指标体系未能有效前瞻性地反映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因此对惠誉下调信用评级，我们表示：这一决定“令人遗憾”。
但客观来说，惠誉评级调整与否，并不代表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债务上的风险，惠誉作为一个国际评级机构，仅仅只是把这种风险具象化了而已。
地方债务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随着宏观增长放缓和债务增加的双重压力之下，整个经济也面临着挑战。
我们有必要把宏观经济如今所面临的风险梳理清楚。
在2019年之前，我国宏观经济整体还是呈一个较高速的增长，当年度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是6.1%，随后遇到了持续长达三年的新冠病毒，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现在这么说还尚早，但那三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过去我们常说，高速增长掩盖问题，增长放缓暴露问题。
一些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例如我们的固定资产投入回报率一直较低，投资回报比也越来越低，但过去由于宏观经济每年高速增长，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财富，较少人关注风险，更多看到的是高速增长带来的机会。
但是，当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开始放缓的时候，问题就会慢慢浮出水面。
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替代我国经济增长引擎？
过去扮演这个角色的房地产，巅峰时期能够占到我国GDP总量的近五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地方靠着卖地手握大量现金，普通家庭依靠买房，坐上时代的快车，享受房地产增值的快乐。
人们据此高消费、重金投入教育，地方则用卖地的收入来推动基建发展等等，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但随着高速增长的不断持续，以及房价的猛涨，问题开始出现了。
房价越来越贵，那些上车晚的家庭，发现房子慢慢变成了他们买不起的样子，教育也越来越鸡娃，强调不能输在起跑线，高房价催生了人们对于竞争的内卷。
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的普通家庭用半生积蓄买了房子，房子也开始蚕食消费、创业等社会行为上。
随着房价压力越来越大，慢慢一部分人开始更激烈的内卷，另一部分人选择消极的心态去面对。
一直到新冠病毒，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资产的价值由什么决定？
当然是由市场，当所有人相信房价永远会上涨的时候，房价就会一直涨；但是当一个契机出现的时候，例如新冠病毒这样的契机，就可能打破人们对于房价的预期。
当然，今天房地产的下行不仅仅是新冠病毒导致的，也是房企“三道红线”导致的，总之当房地产开始下行的时候，地方收入大减，但债务还在那里，在收入大幅减缓的情况下，需要还的债务和每年的投资怎么办？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家庭财富中房子占比达到60%以上，房价一跌，社会消费就开始疲软，整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就开始减速。


从一开始依托房地产实现高速增长，到高房价蚕食人们的消费、创业欲望，再到最后房价下跌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酿成了今天的这个局面。
到这里，我们就几乎找到了惠誉下调我国信用评级的根本原因。
当然，惠誉下调评级与否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一系列问题？
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了大规模发行数十亿美元的主权债券，旨在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并刺激消费，与此同时一些银行也继续下调利率，期望能够让140万亿的家庭存款，转化成消费力。
这些措施都非常好，但结构性的问题本身其实没有得到很好的，或者说一个治本的解决。
数据也能够反映这一点，在今天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我国CPI同比增长0.1%，较前值0.7%明显缩窄；3月CPI环比下降0.1%，前值为上涨0.1%，这是时隔三个月的再度转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6%，涨幅比前月缩窄0.6个百分点。
这这些数据基本上反映了一个结构性的周期问题，那就是消费上的通缩风险，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国人的这种消费习惯一旦彻底形成，想要扭转过来是非常艰难的。昨天香港离岸人民币拆借利率飙升到6.31%，随着美国降息预期一再推迟，美国十年国债收益率全面反弹，这意味着中美利差再度扩大，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巨大。
但吊诡的是，即便人民币贬值压力巨大，但银行里依然躺着140万亿的家庭存款，这意味着那些高净值群体目前的做法至少是：哪怕货币贬值也不愿消费。
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增强，国内的资金也有加剧流出去的风险，为什么富豪都喜欢把资金弄出去？
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货币贬值的问题，当美联储加息的时候，例如利率已经高达5个点，而我们这边的利率只有2-3个点，这种利率差还需要叠加汇率的变化等等，这也意味着你的财富越多，你缩水的也就越多。
尤其是当房地产已经不能成为投资标的物的时候，高净值人群的钱无处可去，甚至找不到好的投资，只能躺在银行里，变成不流动的资金。


当房地产不能承载经济增长的引擎时，一些问题也开始慢慢暴露出来，同时我们的人口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重度老龄化社会已经在一个可见的未来等待着我们。
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如何在人口变老之前，让财富尽可能增长，以应对未来的老龄化负担，是我们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惠誉的下调，更像是一种象征。
正如美财长耶伦访华时所说，经济增长必须要依靠扩大家庭消费来实现，但要解决这一点，就会触及到最根本的分配机制问题。
阵痛，可能才刚刚开始。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411A05MKV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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