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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4+4”临床医学博士培养模式因一起桃色丑闻被推上风口浪尖。当事大夫董袭莹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本科“跨界”四年速成医学博士的履历，让公众对这套“精英通道”的公平性与专业性产生强烈质疑。
然而，在这场舆论风暴的另外一面，一个同样值得鉴戒的现象却无人问津：当协和的“4+4”因招生门槛过高、培养周期过短被口诛笔伐时，中国民间中医的执业资格标准却低至令人发指，乃至无需系统医学教育即可正当行医。
有人说协和的“4+4”是精英阶层的医学镀金术，这句话是否正确有待讨论，但《中医药法》对民间中医的资格认证的标准之低，却是毋庸置疑的。
根据《中医药法》第十五条，只要“经多年实践且医术确有专长”，即可通过省级考核获得行医资格。这里的“多年实践”如何界定？法律语焉不详。于是我们往往可以在某些地方看到如许的有趣现实：一名村汉在田间地头给人扎针20年，即便从未踏入医学院半步，只要找到两位中医师推荐，便可能摇身变为正当医师。
这种制度计划制造了相应的法律悖论。《医师法》明确规定“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不得行医”，而《中医药法》却要求申请者必须先有“五年无证行医履历”才能到场考核。换句话说，民间中医必须先违法才能正当，这种“以结果正义倒逼程序正义”的逻辑，堪比要求小偷先盗窃满五年再申请“职业盗贼资格证”。
民间中医的资格认证，是将医学专业主义降格为玄学表演。陕西某“中医专长”考核中，申请人用“意念调治经络”通过评审，这种反智操作让希波克拉底誓言沦为笑话。
更荒诞的是，截至2024年6月，全国已有12400名民间中医通过此类考核获得资格，其中8600人注册执业，而他们的“医术专长”验证方式，竟是由考核专家凭主观判定——某地曾出现用“生吃泥鳅治癌症”通过考核的奇闻。
将协和“4+4”与民间中医资格认证并置观察，一幅医学教育的“中国式双标”图景清晰浮现。对前者，舆论苛责其“四年培养周期过短”，却选择性忽视后者根本无需接受系统医学教育；对前者，公众质疑“跨专业配景影响临床能力”，却对民间中医的零基础行医视若无睹。这种分裂的背后，是权力与资本对医学话语权的双重操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监管态度的两极分化。协和“4+4”网页短暂关闭即引发全网追问，而《中医药法》实施八年仍有多省未开展一次正规考核；卫生部门对“4+4”门生临床能力严防死守，却对民间中医的“五年非法行医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选择性执法，暴露的不但是制度漏洞，更是对民众健康权的系统性漠视。
现代医学的核心是循证科学，是数十年严格训练构建的知识体系，而不是江湖术士的玄学舞台。
面对田间地头的“光脚大夫”凭祖传偏方获得行医资格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追问：医学教育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50519A08UX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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