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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磊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
孙晓冬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导读】为什么照搬“合肥模式”的县城总是失败？答案很简朴：“模式”不是全能的模具。比年来，各种发展“模式”和“经验”层出不穷，但盲目模仿者往往事与愿违。本文展现了一个关键洞见：真正的成功不在于复制别人的路径，而是在对自身情况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本文通过太和县这一“财政穷县”撬动北上广企业“下乡”的案例，展示了如何将既有模式“精加工”成适合自己的版本。作者认为，合肥经验的实质在于其“内源性以投带招”的策略，针对的是产业竞争力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这意味着，推行合肥模式至少需要强大的财政本领、比较成熟的生产技能、明确的当地需求以及精准的产业分析本领。
当前县域经济在模仿合肥经验时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是“双重移入”，这种方式忽视了省会级城市与县域经济的差异，往往导致县域财政压力增大；另一种是“双重嵌入”，这种方法在调整合肥具体做法、控制政府资金投入规模的同时，依托当地企业网络吸引外部企业稳定发展。安徽省太和县的太和保兴医药健康产业园就是“双重嵌入”的典范案例。
作者指出，合肥模式只有在它适应特定县域经济及其工业界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条件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假如说成功的赶超历程必然伴随着具有原创性的经济政策，那么在地域广阔、行政层级多重的中国，原创性经济政策既可能来自中央或省级政府，也可能源于县域经济乃至州里经济。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合肥模式”如何嵌入县域经济
经济史家曾经这样总结后进国家工业化历程的特性：“当一个落后国家最终发起工业化时，其工业化历程与更先进的国家相比将显示出相当大的不同……在工业发展的特性与速率方面的这些差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照旧接纳各种制度性手段的结果，而这些手段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则很少或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1]从上下文脉络来看，这里所说的制度性手段主要指经济政策。所以，这段论述包含了一个重要但是未被器重的假说：成功的赶超历程必然伴随经济政策创新。实际上，这一假说已经为美德日等成功赶超的后进大国的政策史所验证。[2]于是，我们有理由推断，在当代最为成功的后发大国中国，同样应该存在具有原创性的经济政策。
在中国，假如说招商引资是具有原创性的政策实践的早期代表，那么政府引导基金则是近期的典范。[3]值得注意的是，两者比年来呈现融合趋势：各种政府引导基金正在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措施。一般而言，合肥模式代表了这种趋势，而且已经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模仿对象。
随着多个明星项目入驻且发展良好，合肥市政府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或公共资金招商引资的做法广受关注，并被概括为“合肥模式”。无可争辩的是，这种模式提升了当地的发展程度，改变了各界的发展预期。因此，在亟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当下，合肥模式确实值得研究、推广。在上述背景下，合肥模式自然引发了模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模仿高潮中存在两个重要征象：第一，模仿的结果成败参半；第二，很多县级政府加入了模仿的行列。就第一个征象而言，合肥模式并非在所有地域无往而不利，这意味着我们对合肥模式的实质的理解可能并不充分，而推广这一模式的条件是全面地理解实在质；从第二个征象来说，将具有强大财政资源与行政本领的省会级城市指向战略性产业的做法，推向经济基础薄弱、财政压力巨大、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县域经济，可能具有风险。上述两个征象反映的问题可以分别概括为合肥模式的实质与合肥模式的地方化。
▍指向关键节点的内源性以投带招：合肥模式的实质关于合肥模式的研究大多先以“讲故事”的方式先容当地多次成功引入大型项目的经过，然后概括相关做法的要点。这种概括的最大公约数有三点。[4]
第一，合肥的招商引资并非随机进行，而是依托当地原有的产业结构。比如，先行研究反复提及的“芯屏汽合”四大产业，均与合肥原有主导产业消费电子、汽车等产业存在密切的接洽：京东方的液晶屏、晶合集成的芯片可以在合肥的电视机、汽车企业那里找到用户；合肥原有的汽车产业集群有助于新进入的蔚来汽车提高竞争力；人工智能与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可以依托科大讯飞等当地高科技企业的支持。第二，兴泰、建投、产投三大国有投融资平台发挥国有资本引领作用，器重退出机制，实现了可连续投资。第三，风险控制机制完备，审核程序严格。上述三点确实是合肥特色。但是，这些特色是对合肥相关工作内容的概括，未必全面地展现了合肥模式的实质。这种概括很难回应以下问题：为什么精干的投资队伍和严格的审批程序未能防止对造船和医药产业的失败投资？合肥模式的模仿者们应该如何尽可能地规避风险？这些问题，显然不是“风投或创投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的说法可以掩藏的。
在并非发达地域的省会城市，通过创新投资机制创造多个全新产业这一成就，足以让合肥模式在政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在存在失败案例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抽象出合肥模式的实质，以及学习这一模式的要点。当然，关于失败案例的信息很少，完成这种抽象的难度较高。在这里，我们遵照以下思路：首先总结成功案例的规律，然后审视失败案例是否由于违反了这种规律而失败。
先看液晶屏、电动汽车和存储芯片三个成功案例。一般来说，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有三个关键节点：投资本领、技能本领与市场需求。[5]首先，三个项目都需要大量投资。其次，可能令读者稍感不测的是，京东方、蔚来以及长鑫存储在合肥投产的早期产物的生产技能或者比较成熟，或者风险不高，这就提升了这些项目的成功概率。京东方在合肥最早投资的项目是6代线液晶屏，这一技能部分购自韩国。同时，这一时期的液晶屏产业出现了显着的内置化趋势，即生产过程中的复杂性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生产设备之中。在内置化趋势显着的产业中，购买设备的资金本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本领。[6]蔚来的电动汽车主要由当地企业江淮汽车代工。与内燃机汽车相比，电动汽车的硬件部分经历了显着的模块化，生产过程的难度大幅降低。一方面，电池组取代了内燃机汽车的动力系统，而和谐复杂的动力系统是传统内燃机汽车企业的核心技能；另一方面，原本对企业的技能本领要求较高的底盘加工技能也渐渐简化。因此，对于具有长期生产内燃机汽车经验的江淮汽车来说，生产电动汽车的难度不高。[7]长鑫存储最初量产的产物是内存芯片，技能风险不高。再次，正如先行研究强调的那样，合肥市的产业结构意味着三个项目都可以在当地找到需求。[8]
至此，可以发现，就三个成功案例而言，由于技能难度并非很高，且当地存在稳定的需求，所以，阻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巨量投资。换言之，这些企业形成竞争力的关键节点都是进行投资的本领，而合肥的政策性投资机构为三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最早关注合肥模式的路风提出的“地方政府的产业创造功能”才得以实现。[9]
再看造船、医药两个失败案例。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笔者并不试图假装可以给出原创性分析。但是，比较成功组和失败组照旧有益的。首先，两个项目都需要巨额投资。其次，两个项目所涉及的技能基本上都属于成熟技能。再次，两个项目都存在市场需求。从公开质料来看，合肥为技能上比较成熟的两个项目提供了资金，造船案例的失败源于市场需求的剧烈变动，医药案例的失败与招商对象的治理机制有关。
比较两组案例，可以得出什么结论？第一，合肥模式的创新在于战略性地利用政府资金。第二，合肥的成功案例集中在资金需求巨大、技能风险较低、具有当地需求的产业。第三，对特定产业的竞争力形成过程的深入理解，是相关政策实践取得成功的条件。由于不同产业的竞争力的关键节点并不相同，所以，即便是具有高度投资技巧的专业团队也很难避免失败。换言之，行业特性是影响政府引导基金成败的关键因素。在现阶段，我们可以将合肥模式的实质概括为指向对象产业竞争力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的内源性以投带招：以投带招指政府资金以风险投资的形式推动外地企业进入，内源性指招引对象的产物在当地具有明确的需求，指向关键节点指政府资源指向竞争力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因此，推行合肥模式至少需要强大的财政本领、比较成熟的生产技能、明确的当地需求以及精准的产业分析本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县域经济来说，模仿合肥模式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移入到嵌入：合肥模式地方化的太和实践在现阶段，合肥模式的地方化出现了两种路径，二者的特性可以分别概括为双重移入与双重嵌入。
政府引导基金的目的主要在于招商引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在模仿合肥模式的过程中，存在试图将合肥的做法直接移入当地的政策体系，进而将招商对象企业移入当地的倾向。本文将对合肥模式的这种地方化路径的特性总结为双重移入。但是，这种路径忽视了省会级城市的经济状况与县域经济的区别，增大了县域经济的财政压力；同时，由于不器重招商对象与当地产业结构的关系，所以这种路径要么难以移入外部企业，要么移入的外部企业难以在当地扎根，失败的概率较高。所幸，对合肥模式的模仿之中存在成功案例。这种成功案例代表了另一种路径：在调整合肥的具体做法、控制政府资金投入规模、使其符合当地实际的同时，依托当地社群关系所衍生出来的企业网络来吸引外部企业稳定地在当地发展。本文将这种路径的特性概括为双重嵌入。当然，这种成功未必是事先设计的，而是在政企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安徽省太和县的案例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模仿合肥模式的过程中如何从双重移入转变为双重嵌入。
2023年3月2日，《安徽日报》的头版头条以“华东药都的新打法”为题，肯定了招商引资领域的一项县域实践。随后，安徽省政府相关机构提倡各地关注这一实践。权威媒体之所以以这种方式进行报道，政府部分之所以给予肯定，一方面是因为“华东药都”太和县的做法对当地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政府以符合县情的方式发展了合肥模式。[10]
太和县位于人多地少的皖北，曾经是国家级贫苦县。2021年，该县的医药、新能源、发艺、工业滤布四大支柱产业产值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73.6%；其中，医药产业的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33.4%。[11]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时期内，广东省普宁市和安徽省太和县是西药流畅领域的南北两大中心。普宁与太和两地的医药产业均源自医药销售。即使在今天，医药销售在两地的医药产业中仍旧占据重要地位。上世纪末，中央政府整理医药流畅市场之后，太和县医药产业渐渐规范化，保持了核心产业的地位。但是，比年来，太和县医药产业接连遭遇挑战，使恰当地政府不得不实验政策创新。
早期的太和县医药企业由“行商”与“坐贾”构成。在当地，行商指在外地营销医药产物的销售企业，坐贾指在当地经营医药产物的批发企业。在全国各地从事医药销售的太和药商在高峰期约有10万~15万人。考虑到太和县的人口在180万左右，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当地最大的坐商当数从县医药公司转制而来的安徽华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不但是安徽省最大的医药批发企业，而且曾经位居全国前列。就对外影响而言，庞大的销售网络意味着太和药商几乎覆盖了所有县级以上医院；从对内影响来说，医药销售产业发达意味着关于医药产业的知识弥漫于整个太和县。另外，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通过销售积累了资金的太和药商开始在外地开办制药企业，从事研发与制造。
比年来，该县医药企业面对的挑战，主要是营商情况以及市场格局的变革。假如说医疗反腐和为了降低虚高的药价而出台的两票制——在医药产物的销售过程中只能开具两张发票，第一张由制造业企业为销售企业提供，第二张由销售企业为医院开出——几乎直接导致全国所有医药销售企业的利润下降，那么集中采购则不但压低了医药企业的利润，而且改变了医药产业的竞争格局。[12]众所周知，集中采购的目的在于通过提高买方集中度来降低药价。买方集中度上升意味着成本变成医药企业竞争的焦点，而成本竞争显然有利于大型药企。但是，分布在外地的太和籍制药企业大多为中型药企。因此，这些制药企业亟须扩大规模，以便与大型药企竞争。然而，在医药产业，扩大规模并非易事。
同一时期，该县政府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昔日的太和行商们逐渐在外地生根，与太和的经济接洽日益淡薄；而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税收的坐贾们在全国市场遇到越来越强的竞争，为当地贡献的税收下降。另一方面，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改变当地医药产业以销售为主的产业格局，向制造和研发环节攀升，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合肥模式兴起，当地政府开始实验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招商引资。实际上，当地曾经出现过两支以公共资金为主的政府引导基金。但是，由于缺乏运营经验，这些基金或者主要由外地资笔器导，或者倾向于在外地投资，均未实现当地政府发展当地医药产业的目的。随后，县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在外地设厂的太和籍制药企业。受到省级权威媒体与政府肯定的太和保兴医药健康产业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019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一家太和籍药商在外地设立的制药企业以自筹资金的方式，在当地建设太和保兴医药健康产业园。对于这家企业来说，建设这一产业园的主要目的是将产能转移到家乡，争取发展成为“医药行业的富士康”，通过扩大规模来缓解竞争压力，扩大企业规模。但是，对位于太和县的制药企业来说，成为医药行业的领先代工企业显然具有难度。产业园的转机是政企互动。这里的要点在于，发展制药业符合县政府改变当地医药行业以销售为主的现状的需求。换言之，这家制药企业与县政府的战略目的一致。经过反复磨合，政企双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计了一种新的招商方式。这种方式既保留了作为合肥模式核心内容的以投带引，又从当地财政拮据的现实出发，尽可能地控制了公共资金的支出规模与投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充分地利用了当地医药产业的真正上风，指向了在县域发展具有高科技色彩的西药产业的关键节点。到2024年，产业园已经从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引入24个优质项目，累计税费贡献超过1亿元。[13]
这一方式的核心是围绕政府引导基金形成的研发、制造、销售三个平台。[14]太和县的政府引导基金向一线城市的医药研发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为其提供研发平台。假如研发失败，基金承担损失；假如研发成功，接受投资的医药研发企业需要将生产权（业内称为“B证”）转让给太和保兴医药健康产业园，由后者承担制造平台的职责。[15]销售平台是当地政府为太和籍医药销售企业提供的服务平台，除一般性的公共服务以及销售结算方面的服务之外，进入这一平台且入股政府引导基金的销售企业，可享有销售产业园代工生产的药品的优先权。
显然，政府引导基金是串联起三个平台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太和实践具有合肥模式的要素。但是，太和县的政府引导基金的构成颇具当地特色。以已经投入运营的第一支基金为例，县政府经开区下属平台公司出资20%，太和县所在的阜阳市投发集团出资10%，产业园运营方出资20%，其余资金来自太和籍医药销售企业，或与太和医药产业关系密切的当地或外地企业。不同于政府大量出资的合肥模式，太和县政府引导基金中70%的资金是“社会资本”，其中的主体是太和籍制药企业与销售企业。这种设计，显著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在控制出资规模之外，县政府通过三种方式控制风险。首先，为确保企业落地，县政府与园区运营企业签订协议，以法律手段保证生产活动在当地进行。其次，政府保留了对具体投资项目的否决权。投资基金由有限合伙人（LP）和平凡合伙人（GP）构成。在金融市场上，有限合伙人是主要出资方，不参与基金的具体运作；平凡合伙人出资很少，负责具体运营和投资决策。一般来说，政府引导基金大多聘请市场化的基金管理公司出任平凡合伙人。政府引导基金具有风险投资的性质，其运作存在风险。实际管理基金的平凡合伙人完全可能利用这种性质来“寻租”，因为风险投资不可能或不必百分之百地成功，这种“寻租”行为很难被问责。在实践中，很多政府引导基金都出现过相关问题。对于财政拮据的县域经济来说，这种难以追责的风险是不能承受之重。为了降低风险，太和县政府邀请作为上级政府的阜阳市政府所属的基金管理公司出资1%，担任太和县医药产业引导基金的两个平凡合伙人之一。这种安排使得两级政府保留了对高风险投资项目的否决权，克制了市场化运作的政府引导基金的内部风险。实际上，如何控制县级政府的出资规模、克制伴随风险投资的各种风险，正是合肥模式地方化中的关键问题。太和县的相关制度安排比较有用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再次，太和县政府要求产业园生产的所有药品的两张发票中的第一张发票必须在太和开具，这一措施保证了增值税可以留在当地。
当然，控制政府出资规模、克制伴随风险投资的各种风险，并不意味着政府引导基金就一定能够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太和实践的另一个要点在于，充分挖掘当地医药产业的真正上风，打通医药产业的三个环节，形成一种嵌入当地经济社会关系的商业模式。西药产业由研发、制造、销售三个环节构成。在新的政策情况中，原本可以各自为战的太和籍中型制药企业和中小型销售企业已经很难面对情况的变革，需要向垂直统合、充分打通三个环节的方向发展。资源丰沛的大型药企可以在企业内部对三个环节进行垂直统合。但是，对太和籍制药企业和销售企业来说，受限于规模，依靠自身资源进行垂直统合难度很高。一方面，尽管产业园的运营方等部分太和籍制药企业同时涉足三个环节，但与大型药企相比，太和籍制药企业的上风并不显着。另一方面，作为太和籍医药企业主体的销售企业，很难进入具有资金和技能壁垒的制造和研发环节。所以，对于太和县来说，如何在当地打通三个环节是发展医药企业的关键。
太和县的解决方案是发起政府引导基金，以向医药研发企业投资的方式进入研发环节，同时推动太和籍医药销售企业加入政府引导基金，获得对医药品种的优先销售权。在这一模式中，研发、制造、销售企业紧密地接洽在一起：外地研发企业在获得研发资金的同时，通过太和籍制药企业生产，并借助太和籍销售企业实现市场化；太和籍制药企业可以通过研发企业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并通过销售企业进入市场；太和籍销售企业通过与研发企业、制药企业的接洽获得药品的优先销售权。正是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之中，外地研发企业嵌入了当地的医药产业网络。其中，推动当地医药销售企业加入政府引导基金是点睛之笔：医药销售网络既是太和医药产业的起点，又是其上风，也是政府引导基金的主要出资方。在这一案例中，太和县的企业间网络关系或社群机制直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这一特性并不存在于合肥模式。
▍基于当地特性与产业属性的以投带引：关于合肥模式地方化的思考在经济地理学名著《地域上风》中，安纳利·萨克森宁详细分析了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何以从东海岸128号公路附近转移到西海岸硅谷地域之后，这样总结全书的核心内容：“虽然其他地域以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可能为决策者提供广泛的样板，但是地域性工业战略只有在它适应特定地域及其工业界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条件的时候才能见效。”[16]假如稍作转换，可以这样表达我们对于作为合肥模式地方化的一种路径的太和实践的认识：虽然合肥模式开创的以投带引的招商思路，可以为县域经济实现产业升级提供重要参考，但合肥模式只有在它适应特定县域经济及其工业界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条件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简言之，太和实践的要点在于双重嵌入：第一，根据当地的财政条件，将合肥模式的精髓嵌入当地的政策体系；第二，依托当地的社群网络，将招商企业嵌入当地相关产业的交易关系网络。
首先，由于财政资源与行政本领不同，县级政府学习合肥模式时，不宜直接移入合肥模式，而是应该将以投带引嵌入当地的政策体系之中。具体来说，县域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县级政府在以投带引过程中需要控制政府投资的规模，这是第一重嵌入。其次，县域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大多是具有产业集群性质的传统产业。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往往强调这种产业集群技能落后、竞争力不强。但是，这些产业集群大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脱离这种产业基础去讨论产业升级是不现实的。毕竟，在县域经济大规模地发展战略性产业面临很多客观束缚。所以，如何实现传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是更为现实的政策议题。关于传统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这些产业集群的出现与发展往往衍生出充满韧性的企业间关系网络或社群机制。[17]在对包括安徽多地在内的县域经济调研中，我们多次注意到，这种企业间网络或机制往往是当地传统产业真正的竞争上风，可以成为成功推行工业战略或实现合肥模式地方化的助力。[18]太和实践的另一个要点在于，通过激活当地的企业间关系网络或社群机制来招商引资。通过与外地企业的个人关系或地缘关系来招商引资，是地方政策的常用措施。但是，这种招商方式依托的是情感因素，而非商业逻辑。太和县的做法是从商业逻辑出发，通过当地的真正竞争上风——广泛地分布于西药制造和销售环节的太和籍企业网络，引入外地的研发企业，从而在当地打通西药产业的三个环节。在这样的过程中，基于商业逻辑进入太和的外地研发企业，与太和籍制药企业和销售企业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对于这三种企业来说，只有相互依赖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上风。从这种商业逻辑中衍生出来的依赖关系，保证了外地企业可以比较稳定地与当地企业合作。这是第二重嵌入。
让我们回到开篇部分提到的经济史家的论断：成功的赶超历程必然伴随着具有原创性的经济政策。我们相信，中国实践中同样存在足以为其他后进国家提供启示的原创性经济政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位经济史家的研究是在国家层面展开的。在地域广阔、行政层级多重的中国，原创性经济政策既可能来自中央或省级政府，也可能源于县域经济乃至州里经济。[19]
编辑｜吴应娟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庞大项目“国家安全治理研究”（22JJD8110001）；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工业行政研究项目”（TDXM202103）。
[1]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页。
[2] 美德两国在崛起时期接纳的关税措施、政策联盟以及日本在赶超时代推行的产业政策即属于这类政策。
[3] 通过公共资金来引导经济发展的实验并非从来不存在于后发大国的政策史。比如，日本政府在高度成长期利用过财政投融资政策。但是，政府引导基金与财政投融资的性质与规模不同。
[4] 本文对于合肥模式的讨论参照了笔者在当地进行的访谈以及以下文献：郭志强：《“合肥模式”做对了什么》，载《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20期；战永杰：《合肥模式：政府资本招商形成新兴产业培育合力》，载《经济导刊》2023年第9期；倪金节：《穿越科技结果转化周期的“三步走”》，载《金融博览》2023年第2期；倪金节：《以面聚体：打造产业集群，放大“扩张效应”》，载《金融博览》2023年第4期；倪金节：《以引育复合型人才助力独角兽企业培育》，载《金融博览》2023年第6期；郭年顺：《“合肥模式”：地方发展主义新类型》，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朱兰、高柏、黄迈：《“风投发展型”政府与合肥新能源汽车的崛起》，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2期。
[5]宋磊：《追赶型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 中国的第一条液晶屏生产线出如今长春。但是，这一生产线由于良率过低而被淘汰。这里所说的良率问题，与当时液晶屏的生产需要复杂的现场管理技能直接相关。实际上，所谓内置化解决的就是这一问题，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域液晶屏企业能够取代日本企业也与内置化有关。
[7] 比年来，越南、印度等国也出现了很多电动汽车企业。这一征象表明，电动汽车的生产难度不高。
[8] 自动为经由招商而来的企业和谐销售对象是地方政府的常见做法。
[9] 路风、蔡盈盈：《中国液晶面板工业陈诉》，科技部咨询陈诉，2011年；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
[10] 就笔者在已往五年进行的多轮调研来看，太和实践涉及政府、企业、社群三类主体的战略的动态匹配等问题。对于这一复杂的和谐过程，笔者将专文另述，本节仅从合肥模式的地方化的角度来简要地先容这一案例。除注明之处，关于太和实践的资料来自笔者2019年以来在该县进行的访谈。
[11] 相关数据来自太和县统计局。长期以来，医药产业一直是当地第一大产业。
[12]在两票制出台之前，一份医药产物的发票可以多达七八张。这意味着繁复的流畅环节推高了药价。
[13] 数据来自县政府、产业园。
[14] 王子阳、朱武祥、李浩然：《重塑县域特色产业组织模式——以安徽太和医药产业转型升级为例》，载《清华管理评论》2022年第7—8期。
[15] 中国的一线城市存在大量中小型医药研发企业。这些企业具有科研本领，但是很难进入需要大量投资的制造环节，也不善于销售。这些企业与太和县合作的原因在于当地可以提供制造与销售本领。
[16] 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域上风：硅谷和128公路地域的文化与竞争》，曹蓬、杨宇光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17] 王辑慈：《创新的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 实际上，即使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域也会具有不同的属性。同一个产业，在大城市可能是资本密集型的，在县域之中则可能是关系密集型的。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专文另述。孙晓冬、宋磊：《产物性质与治理机制：当奥斯特罗姆遇到西蒙》，载《北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
[19] 省级政府更多地具有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性质，而县级及以下政府的地方性更为显着。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50615A04EON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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