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读博的年轻人需要知道的“青椒”现状，导师们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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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健/插画）
2023年8月，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宣布了一项“学术转型”计划，将裁撤9%的专业（共32个项目），包含所有外语专业，以及16%的教职员（共169人）。被抛弃的不仅仅有人文学科，还有管理学以及数学方面的博士项目。
《纽约客》杂志报道了该校数学系的这场危机。“转型”的直接原因是，2020年，该校的入学率比八年前下降了百分之十以上。校长说，“现在是高等教育的危险时期。”
美国的高校危机并非发生在一夕之间。这个毕业求职季，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面临的可能是“上千名博士VS一个长聘教职”的竞争。
在美国，大学教师的评聘分为终身教职和非终身教职，也称长聘教职和临时教职。长聘教职有稳定的晋升渠道，一般新任大学教师入职后有6年考察期，通过考核即进入长聘序列，获得终身教职，享有无固定期限的聘任合同。与此相对的是临时教职，合约需要一年一续。
现实是，长聘教职越来越少，临时教职的教师处境则愈发艰难。有人在研究型大学兼职13年，竞争一个全职职位时，发现另一位候选人已经干了25年。一位拥有10年教龄的兼职老师，在应聘过程中见证说好的长聘职位变成“先签一年，逐年续聘”。一位老师兼职了11年，每学期上2-4门课，要等到学期结束前一个月才接到下学期的上课通知，如果课程注册人数过少，课程就会被取消，而她没有议价权……
这些案例来自2023年出版的《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和《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两本书。前者，作者以自身和其他兼职讲师的经历，讲述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青椒之困”。后者，作者卡特林本是杜兰大学的助理教授，最终转行至一家咨询公司。决定离开学术界后，他花了两年时间做了150多次访谈。他将这段经历浓缩，给予那些想要离开学术界的人具体入微的建议，这些建议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如何应对褪去学者身份的挣扎与纠结。
“博士过剩”话题中外皆热。在中国，一个多月前，一条“直博生主动选择博转硕”的新闻引发关注。随着多所高校陆续出台博士生分流制度文件，直博生“急流勇退”转为硕士生的情况开始增多。而中国高校如今主流的“预聘-长聘”制度亦源自美国终身教职制。2023年3月，某985高校发布的招聘信息显示：教研岗教师全部实现预聘-长聘制度。也就是说，新进教师要通过两次非升即走才能在高校拿到长聘职位——先成为预聘助理教授，再依次申请晋升预聘副教授和长聘副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李钧鹏曾在美国求学16年，他在《学历之死》一书的推荐语中写到，这不仅是规模庞大的博士如何就业的问题，更是大学生能获得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是“象牙塔”会走向何方的问题。
而2019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的刘冉，目前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策研究系担任助理教授，她曾翻译《文凭社会》一书，对这一话题也有深刻感触。
南方周末记者邀请李钧鹏和刘冉，共同探讨学术职业临时化和博士多元化就业问题。
文科教职急剧减少，但文科博士还在扩招

南方周末：《学历之死》一书中提及，在美国高校中非长聘教职（也称临时教职）占70%，这个比例一直都这么高吗？
李钧鹏：这十几年一直有这种趋势。
以社会学为例，我在2003年去美国读社会学硕士，当时，博士师兄们只要在有一定认可度的刊物上发表一两篇论文，无须顶刊，就能在美国专业排名前50高校找到教职。
2007年，我去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情况已经有所变化，教授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发表两三篇论文，毕业找不到教职。2017年，我博士毕业，那时变成如果没有在顶刊发表论文，类似《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报》，香港前三的高校都进不去。
我毕业时也留意过美国的工作，发现终身教职工作明显变少，很多招聘广告明确表示招收访问助理教授，或是以博士后为名的短期教学人员，以及一年一签的讲师。
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美国学术职业临时化现象从1990年代以来就愈发明显，私立大学的兼职教师比例总体上高于公立大学，两年制院校的兼职教师比例总体上高于四年制院校。
刘冉：我感受到的情况也是如此。据我观察，这不是最近几年的问题，至少已经存在二三十年。
美国高校岗位中，临时教职占70%，其中50%属于兼职老师，20%是全职老师。兼职合同一学期一续或一年一续，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得不停地找工作，工资则根据授课情况而定。全职相对稳定，虽然合同一年一续，但如果没有变动，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学校待5-10年。
总体来说是没有职业上升空间。我有朋友是哲学系老师，作为非长聘教师，他一学期带4门本科生课程——我们学校的老师每学期最多带两门课，带4门课意味着没有时间用于研究，想跳出这个循环就很难。还有人为赚取更多课时费，在不同学校同时兼职，情况更惨。
总有70%的人处于临时状态，肯定不健康。许多人到最后都找不到长聘职位，只能心灰意冷离开学术界。
疫情以来，美国高校里的职位少了几万个，最先被裁的也是非长聘教师。
南方周末：美国高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李钧鹏：《学历之死》一书中提到与人数变化有关，博士生达到了一定饱和点。我在美国待了16年，感受比较深的是，文科教职急剧减少，但文科博士还在不断扩招。
刘冉：我觉得可以从高校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两方分析。对供给方而言，每年毕业的博士生远远多于长聘职位的需求量。1980年代以来，美国博士生毕业选择进入博士后工作的比例持续增加，从1980年的19.7%增加到2015年的39.7%。其中，选择攻读社会科学、工程科学、人文学科的博士后比例增速更为明显，社会科学的博士后比例从13.1%激增到37.5%。
需求方原因是钱不够。这与20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周期有关，高等教育领域的财政形势严峻，大学不得不“开源节流”。
具体来说，非长聘教师更便宜，美国公立学校长聘轨道上的助理教授起薪是每年8万美元，非长聘的全职教学老师起薪可能仅有5万美元。而且，非长聘职位没有涨薪空间。
南方周末：国内学术界是不是也有这种趋势？
李钧鹏：国内有，但还没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据我了解，中国大学的编制数量已经基本固定，早些年进入高校的老师以及行政岗位占据了大部分编制，所以大部分“青椒”没有编制。拿到编制的唯一办法是在高标准的发表要求下脱颖而出。不仅如此，许多所谓的“长聘副教授”，在“青椒”们通过考核、可以留下来的初期阶段，也没有编制，因为他们所在大学的编制已经满额。
一些高校如今开始有专职研究员，属于短期的、非保障性的研究职务，明确不进入终身教职。编制达到饱和后，只能雇佣临时的研究人员。将来也可能雇佣临时教学人员。


《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如果朝不保夕，研究很难推进”

南方周末：国内高校目前主流的非升即走制度其实也是源自美国，它和学术职业临时化的区别是什么？
李钧鹏：我们的非升即走制度的确源于美国的终身教职。但它在中国的设立初衷和运行过程与美国有着本质不同。
美国终身教职的终极目的是提供一个铁饭碗。一般第五年考核，通过后升为副教授，拿到铁饭碗；没通过，还有一年时间找工作。一旦获得长聘，即使不发文章，校方没有其他正当理由也不得辞退。不存在同岗竞争，如果招到的人没有通过考核，等他离开后，学校再招其他人。《学历之死》中提及的学术职业临时化正反映了铁饭碗的减少。
国内高校的预长聘制度，初衷反而是为了打破铁饭碗，提高产出，完成大学绩效考核。目前来看，非升即走在国内已是总体思路。
刘冉：美国的非升即走属于长聘制轨道，学校会根据岗位数招聘，所以学校希望你留下来，会给予支持，提供资源。国内高校的非升即走，招聘人数会超过需要的人数，让大家竞争有限的职位。
南方周末：非保障性职务会带来什么影响？
李钧鹏：我觉得会深刻影响学术生态体系和教学体系。
首先，这会直接影响系里的氛围，在老师之间制造高低之分，甚至是一种紧张的情绪，让非保障职务的教师无法融入学院的教学团体。
其次，如果每年都要重新续签，疲于奔命教课，教学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这在美国体现得很明显，从事一线教学的资深教授越来越少，很多基础课只能由非保障职务的老师教。
回过头看，我很羡慕60后或者70初的大学老师。我的父母是大学老师，我在大学里长大，老师们住在教工宿舍楼，不同院系的老师们相互认识，吃完晚饭后一起散步。
而今天的大学老师非常忙碌，不只是教学和科研，还有各种与此无关的程序性事务占据大量时间精力。
我们借鉴美国的非升即走是过去缺乏激励，我刚描述的那种美好图景有很多弊端，看似舒服，但影响科研产出。当时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走到今天，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把制度学全，仅借鉴其中对于教师的考核，但缺乏对于教师的系列保障。
南方周末：相比其他领域，学术界为何更看重稳定？
刘冉：学术研究本身需要长时间投入。有人完成博士论文研究需要五六年，毕业后做更大规模的研究所需时间更久，比如，理工科需要资源建立实验室，人文社科需要在田野扎根做研究。如果朝不保夕，研究很难推进。
长聘制是学术稳定和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绝大部分的学术研究，如果想要真正扎实地做出成果，都是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的。
从学术自由来说，只有稳定的职位才能保证你去做想做的研究，无须担心研究课题和教学受到干涉。不管是外部层面，还是学校内部层面，如果一位教授的去留受到很多因素影响，那么他在做研究时就会考虑这些因素。
此外，跟学生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样重要。一旦老师跳槽，他的学生会很困难，特别是在小系，可能某个方向的研究者就一两人，他们离开后，就没有合适的人给学生提供指导和建议。


《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这是系统性问题”

南方周末：具体来说，学术市场的过剩和错位会给博士群体带来哪些困扰？
李钧鹏：中国的博士生毕业需要找教职，似乎发表论文越多越好。这直接导致博士生从选题到发表，都倾向选择短平快易的题目。为发表更多论文，去关注刊物的文章偏好，或高热度的关键词，为了发表而发表，而非潜下心认真做几年文献阅读或田野调查。
我之前参加社会学的博士答辩，发现很多人直到博士毕业都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兴趣是什么。他只是在某地实习或者导师给他一个题目，就将其作为博士论文，他甚至不知道他的论文是属于哪个研究领域。
这是系统性问题，从博士招生开始，就难以保证招来的学生都有学术潜力。目前博士招生还是取决于博导，由博导考核。有的博导招人只是为了干活儿，没有特别看重学生本人的学术发展潜力。这类问题恐怕从本科就存在，从保研、评奖学金、挑战杯比赛等等，一切都可以量化打分。但目前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
刘冉：本质上，长聘职位远少于制造出的博士生数量，是高等教育系统导致的。比如我自己是社会学的，如果这些学系想继续生存，每年必须招收一定的博士生，从而得到学校和其他来源的经费。而学术市场上存在的工作量，远远低于每年的毕业生数量。所有导师都清楚这个问题，但每年还是继续招收博士生，不会将学生能否就业作为考量。
南方周末：那你们读博的时候，知道这些情况吗？
李钧鹏：我读博时基本没见过这种情况。但国内这些年博士招生数量确实比我出国读书时多了不止一点，这对如今博士生的毕业和就业造成结构性压力。毕竟，学校认可的刊物就那么多，但需要在上面发论文才能毕业、找工作的人却多了好多倍。
另外，大学教授的固定收入并不高，相当多大学老师为了改善生活而主动或被动做项目。因此，很多研究生成为教授做项目的主力军，能安心读书写论文的学生反倒成了少数。
刘冉：我知道，因为我在申请博士时就有老师坦诚地跟我谈过这些问题，提及可能要找非学术界的工作，我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此外，博士入学时系里安排一位高年级博士生给我做mentor（导师），他那时已经拿到了待遇极好的业界研究职位，跟他聊过之后我了解到在学术界之外的工作前景。
南方周末：为什么相比其他行业，离开学术界更为艰难？
刘冉：很多人认为离开学术界意味着失败或妥协。首先，这与学者的身份认同有关。当你自认为是名学者时，离开学术界意味着你要放弃此前多年训练塑造的身份，要重新开始定义自己的身份。
其次，学术界有一套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至少从理想上来说，追求知识和学术自由，需要批判性思维，有的学者在某些领域深耕多年，习惯了相对灵活和自由的学术环境。我们对于学术界的认知偏理想化，将其视为更崇高的追求，认为它更公正，但其实学术界有自己的游戏逻辑。
最后，具体实操上，很多博士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可能缺乏求职经验，他的社交网络中大部分都是学术界的人，离开也会产生同侪压力。
南方周末：现在讨论更多的是文科博士的处境。
李钧鹏：文科专业面向公众发声的能力还非常弱。比如社会学，我们应该用公众听得懂的方式谈论自己的研究。但目前是在培养一些自说自话的人，大学老师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研究跟社会大众联系，无法与公众产生共鸣，更不用说博士生。我们应该反思，除了炮制出一些只有几十人读的论文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刘冉：例如社会科学的学生，只有真正进入社会，将研究应用到改变社会上，才是更健康的状况，前提是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我现在做教育政策研究，我希望学生可以进入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竞选议员、进入公司，甚至创业。


《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
为什么需要博士教育

南方周末：《离开学术界》一书的作者本来是杜兰大学的助理教授，他花两年多的时间做了150多次访谈，最后自己也成功转行。在你们身边，有博士生开始考虑学术界之外的工作吗？
李钧鹏：我目前所接触的国内博士生，绝大部分没有考虑过大学之外的工作。但这个趋势可能会出现，未来有越来越多博士生必须要找学术之外的工作，我们越早注意到这个现象越好，博士生要做好思想准备。
国内现在有名校博士去当中学老师，去高校做行政岗或辅导员。由于大学教职越来越难找，压力也越来越大，劝退不少人。只不过这些迹象还没蔓延到学校之外，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刘冉：我2019年毕业时在Facebook工作一年，当时团队里有12个人，全是社会科学的博士，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此外，像金融数据分析、医药行业，以及智库、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机构，都吸纳越来越多博士生，工资和待遇要比高校更好。
短暂的科技公司工作经历告诉我，大公司对研究型人才有需求，能够将一个课题落地，带领团队将它做出来，这种能力还很稀缺。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只工作了一年还是回到高校？
刘冉：根据上届和同届同学找工作的情况看，我最初担心找不到学术界的工作，所以尝试投学术界之外的工作。我在Facebook实习后觉得挺有意思，就接受了转正offer，转正后又收到威斯康星大学的offer。当时作决定很艰难，最终回到高校是因为我确实有真正想研究的东西，而在公司里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研究。
南方周末：《自然》杂志最近发表了一个关于全球博士后的调查，发现有65%的人希望留在学术界，但最后只有20%的人拿到长期教职，在一些学科中的比例可能更低。反过来，这是不是对博士培养体系提出新要求？
刘冉：我们应该重新理解为什么需要博士教育，重新思考博士教育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博士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多维度的，比如理工科培养研究型人才，面向重要研究课题，解决人类科学层面的问题；但人文学科的博士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好奇心，并不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也并非面向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当然，还有面向就业市场培养中高级人才。
我认为，学校需要更透明地公布博士生的就业情况和去向，对有兴趣来读博的学生说清楚就业现状。学校有责任系统性地提供更多元的职业培训，增加可转移的技能培训。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提供足够的信息是第一步，让大家充分了解更多机会和资源，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南方周末：面对这种激烈竞争，你对于博士生有什么建议吗？
刘冉：在读博之前要想清楚是否要进入。从这几年申请者的情况来看，中国学生选择读博很多只是出于自己应该有个博士学位的朴素想法，以及家庭原因。抑或由于不好就业，将读博作为兜底选择。
在读博之前，应该充分了解学术市场到底是怎样的，能否接受非学术的工作；如果愿意去学术界之外工作，则要评估是否需要博士学位。
此外，在读博士生需要学好更普遍的技能。我会建议我的博士生学好统计学，鼓励他们修统计学、经济学或数据科学的硕士学位。在第三年或第四年时，建议他们申请业界实习，判断能否接受在业界工作，以及能否在其中找到价值。很多人可能从未想过，更没有尝试过。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烨静
责编 吴筱羽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31220A0A2GP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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