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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杂谈]
湖州味道|辛亥革命与湖州④:辛亥革命烈士姚勇忱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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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7 21: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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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浙江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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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强国”
湖州
学习平台、湖州发布、湖州晚报、爱湖州联合推出栏目《湖州味道》,通过个人记忆及研究还原城市现场,展现湖州在历史各阶段的风物、风味、风气和风度。除了邀约之外,也欢迎网友投稿,稿酬从优。稿件可发送至
963458800@qq.com
,主题请写上“湖州味道”。
《湖州味道》特邀作者:徐世尧
姚勇忱,名志强,别字永贞、永成,号弋仲。浙江湖州吴兴县
织里
乡(现
吴兴区
织里镇)人。早年加入光复会,与秋瑾、王金发共谋起义,推翻满清。后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浙沪起义为陈英士得力助手。1913年袁世凯复辟,姚勇忱率先发出反袁通电,积极参加“二次革命”。1915年与王金发同时被捕,就义于杭州。1917年,民国政府追赐姚勇忱为辛亥革命烈士,蔡元培先生亲笔题写墓碑,柳亚子先生挥泪赋诗痛悼:“耳余刎颈恨难平,回首钱塘尺涕盈。绝代佳人姚弋仲,可怜生死殉田横!”
古城湖州府延伸东北三十里,有一个小集镇名叫织里,是周边十里八乡的商贸中心。沿街面从西到东一条长约二华里的小市河,被称为织溪。溪水清澈明净,古桥横架,舟楫往来穿梭。织溪北岸,廊棚水阁,两面店铺栉比,商贸繁荣。清光绪六年(1880),姚勇忱出生在这个当时被府志记为织里村的乡村集镇上。
清末民国初期,织里街有顾、郑、姚等著姓大族。勇忱祖父姚寿康在清末曾是苏州府候补道台,织里街上开有绸缎庄、酱酒店,老宅三开间四进深,三楼三底房屋,还在江苏同里镇花溪桥畔经营榨油坊,家境殷富。姚寿康于光绪三十年(1904)故世,生有四子四女。勇忱父亲姚慎言排行老七,为乌程县秀才,母亲严氏,出身邻乡骥村大户人家。慎言夫妇生有二子二女,勇忱居长,定忱为幼。
勇忱自幼身体虚弱,患有肺病,常常咳喘不止,因而又成了“口吃”。八岁上乡村私塾,私塾设在对岸秦家,出门走过一条横跨织溪的小木桥便可到达。受祖辈的影响,勇忱读书很用功,经史子集涉猎较广,从小打下了深厚的国文功底。时常倾听父辈朋友谈论时事,耳濡目睹了清廷的黑暗统治。
天有不测风云。1898年,胞弟定忱出生不久,父母先后亡故。此时祖父姚寿康已年迈体病,抚养弟弟的重任,一下落到了少年姚勇忱肩上。凭着父母留下的家底,勇忱一边读书,一边带着幼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1902年,勇忱娶妻林氏,夫妻十分恩爱。次年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长龄。
1904年,姚勇忱惜别娇妻小弟和幼子,到杭州蚕学馆学习理化。蚕学馆是一所中等蚕桑专业学校,以“改进技术,推广蚕桑”为宗旨,1898年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1904年10月,美国传教士韩明德在故里湖州海岛霸地130亩建造教堂,并在海岛四周挂上“此美国教会地界,闲人不准入内”的木牌,引起了湖州人民的强烈愤慨,湖州中学堂学生与各界人士纷纷抗议,官府却帮着洋人而压迫民众。消息传到杭城,姚勇忱看透了清政府的黑暗、腐败、凶残与无能,常常在学校里长吁短叹,愤愤不平。此时,他不满足于一般科学知识的学习,而是利用较多的时间关注时事。当时的中国在西方国家列强压迫之下,政府腐朽,国力虚弱,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社会矛盾尖锐。受反清革命思潮的影响,青年姚勇忱用大量时间阅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满书刊,得知有80万无辜百姓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读到激动之处,“常常痛哭流涕,闻者无不为之感动”。姚勇忱由此萌生了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感。他经常与同学们探讨拯救中国的出路,常常去西湖白云庵、城隍山四景园等处听革命党人演讲,阅读进步书刊,参加革命党人开展的活动,结识了褚辅成、顾乃斌、吕公望、韩肇其等人,与他们“暗相接纳,阴通消息”,并参加了光复会组织,开始了革命生涯。
1905年,姚勇忱离开了杭州蚕学馆,去日本弘文书院进修,在那里结识了同盟会诸公。同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培养革命人才。学堂以开展军事体育教学为名,购买了大批枪支弹药,秘密设拟编制,开展军事训练,图谋起义。姚勇忱以光复会成员身份,回国参与了筹办大通师范学堂事宜。12月15日,姚勇忱在上海参加“哄闹公堂案”,在法租界潮州会馆数千人的集会上,他发表了抗议演讲。
1906年春,湖州南浔绅士张弁群为提倡妇女教育,开创文明之风,在南浔镇创办了“浔溪女校”,聘才女徐自华为女校校长。这时,鉴湖女侠秋瑾从日本回国,经蔡元培、褚辅成介绍,秋瑾到浔溪女校任教,担任日语、理科、卫生等课程的教学。两位女性,才华横溢,同校共事,志趣相投,吟诗填词,成为至交。秋瑾毕竟是革命家,徐自华受其影响,秘密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秋瑾在徐自华的支持下,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等民主革命思想,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当地的封建卫道士,编造种种理由驱逐秋瑾。秋瑾被迫辞职,徐自华也愤然辞去了浔溪女校校长的职务。
1912年12月,孙中山前来浙江视察,途经嘉兴,在南湖烟雨楼前的狮子峰与各界代表合影。(前排席地而座,左五右四者为姚勇忱)
秋瑾离开南浔后,当年秋天来到上海虹口祥庆里建立革命机关,办《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等,宣传妇女解放,民主革命。这时,刚在杭州蚕学馆毕业的姚勇忱经革命派同仁介绍,在祥庆里与秋瑾相识,担任了《中国女报》编辑,积极参与“联络各省同志”的革命活动。因姚勇忱熟谙化学知识,会制造炸弹,深得秋瑾等人器重。据徐双韵《记秋瑾》文:“秋瑾离开浔溪女校后,转到上海,与同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去了虹口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络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又与蒋乐山、沈鹿山、张恭、周华昌等运动浙江会党,以利起义”。同时,姚勇忱又与陈伯平等人在虹口厚德里,创办了“蠡城学社”,宣传民主思想,开展革命活动。
虹口祥庆里是一幢旧式石库门房子,二进深,内有一口小天井。姚勇忱白天与革命党人外出开展活动,晚上潜心研制炸弹,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一次,试验不慎引起爆炸,一声巨响,震破了静谧的寒夜,姚勇忱自己未受伤,秋瑾手上受了点轻伤,陈伯平伤了眼睛。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了街坊邻居,第二天人们议论纷纷,很快引起了清政府上海鹰犬们的警觉,不时派人调查。为安全计,秋瑾决定迅速转移。
1906年9月6日,在吴淞口外的一艘轮船上,姚勇忱与秋瑾、陈其美、宁调元、陈伯平等几位同志一起造谒孙中山先生,共商革命大计。此后数月,秋瑾、姚勇忱、陈其美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与褚辅成等人“应惟策应,往来频繁,并以嘉兴南湖中一小渚为据点,剪烛中宵,深筹密策,首义始事”。
面对严酷的现实,秋瑾认为,要推翻满清政府,必须要有一支属于革命党自己的武装,她决定回绍兴,秘密建立武装力量。
1907年初,光复会成员徐锡麟为谋“皖浙同时发动”举义,拟赴安庆巡警学堂任职,由秋瑾接管大通师范学堂。秋瑾邀请姚勇忱至大通学堂任国文教员,勇忱欣然答应,很快来到绍兴,成为秋瑾的得力助手。当时王金发在大通学堂担任体育教师,两人认识后志趣相投,成为知己。姚勇忱在大通学堂“思想前进,积极反清”,还代替秋瑾主持全校进步学生的组织发展工作,先后发展了朱赞卿、张佐、俞奋等学员加入了同盟会。姚勇忱与同盟会新会员进行谈话,他在介绍孙中山时说:“广东人孙文是救中国的一个伟人,他的主张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觉察,原与秋瑾约定皖浙两省同时举义的计划被迫提前。7月6日,徐锡麟趁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随即被清兵包围,因寡不敌众而被捕。徐锡麟入狱后面对清廷审讯官,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惨遭剖腹挖心凌迟处死的酷刑,英勇就义。孙中山亲自写挽联: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孙中山在杭州与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浙江分会同仁合影(孙中山右边第一人为姚勇忱)
7月上旬,秋瑾联络金华兰溪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准备举事。清政府因秋瑾与徐锡麟有联系,7月15日发兵包围了绍兴大通学堂。秋瑾率领全校师生,进行激烈的武装抵抗,失败被捕。此时,王金发与姚勇忱恰在校外办事,姚勇忱被秋瑾派往钱庄提取200元公款。大通学堂有位工人迅速赶到钱庄,劝他立即逃离绍兴,此时学堂方向人声鼎沸,枪声大作。姚勇忱稍稍思索了一下,觉得现在回大通学堂也无力回天,就跑到河边,渔船上的一位老大伯帮助他脱离险地,回到了故乡湖州暂避。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秋瑾被捕后,虽然遭到严刑逼供,但无片言供词,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这时徐自华寓居杭州,闻讯后悲伤欲绝,当即撰写了《祭秋女士文》,抒发悼念之情。1908年2月,徐自华冒死与秋瑾胞兄秋誉章秘密把秋瑾的灵柩运到杭州,并与秋瑾好友桐城女书法家吴芝瑛、姚勇忱等商量,按照秋瑾遗愿,在西湖西泠桥畔购置墓地(即今风雨亭北侧),建造了秋墓,一代女侠,给后人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千古绝唱。秋瑾牺牲后,姚勇忱与褚辅成、杨廉等数十人在西湖风林寺秘密追悼,并组织“秋社”,隐集志士,以图再起。
丁未事件之后,王金发、姚勇忱被列为要犯,遭清政府通缉。1908年春,姚勇忱重返上海,根据尹锐志回忆:“嗣余与维俊抵沪,同志王金发、姚勇忱等数十人,亦从各方先后来集。”此时,陈英士为了推进国内革命斗争,已从日本返回上海。姚勇忱即跟随陈英士参加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帮助创办《民声丛报》,呼吁民众反清。陈英士为开创河南的革命风气,筹款在洛阳创办理化讲习所,暗中宣传革命。受陈英士之委托,姚勇忱、俞寰澄等人欣然前往洛阳。在洛阳理化讲习所,姚勇忱亲自担任理化教员,利用各种方式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一年后返回上海,生了一场大病,病况严重,几乎丧生。病愈后,姚勇忱帮助竺绍康编辑《中国公报》,宣传革命思想,反对满清政府。在积极辅助《民立报》的同时,姚勇忱还加入了进步文人创办的团体“南社”,以“劫灰”(秋瑾有“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诗句)的笔名发表作品,和陈去病、柳亚子等文人结成反清文学阵营。
姚勇忱怀着科技救国的初心和抱负就读杭州蚕学馆,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编写蚕桑著作。1908年,上海新学会社刊印了姚志强(姚勇忱)《实验养蚕法》《蚕病预防法》两本专著(附图片),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反清志士前仆后继。1908年8月,在安庆的同盟会员、新军炮兵管带熊成基继徐锡麟之后,又发动了推翻满清的起义。陈英士、王金发、姚勇忱等前往参加,因为长江轮船航期延误,他们到达安庆时,熊成基起义已失败,只得无功而返。1909年,姚勇忱回到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等报刊,被称为民初著名报人之一。同年夏,陈英士为推进浙江的斗争,在上海天宝客栈召开了浙江十一个府属党代表会议,姚勇忱作为湖州府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1910年,姚勇忱、胡士俊、盛钟彦等人在陈英士的同盟会驻沪机关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跟俄国人学制“刹拉景”无烟炸弹,为发动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11年3月,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同盟会成员黄兴、赵声在广东发动起义,史称黄花岗之役(亦称“辛亥革命广州起义”)。应黄兴、赵声的邀请,陈士英率领姚勇忱、徐珍、盛清等三十余人赴粤助战。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人曾于1910年槟榔山议定广州起义的计划,会后由黄兴、赵声在香港组成统筹部,派人至新军、巡防营和会党中活动,并向海外华侨募集经费。各地同盟会纷纷派员赶来参加广州起义,黄兴等人选拔八百人组成先锋队(敢死队),在广州陆续设立秘密机关三十余处,计划占领广州后,即分兵大举北伐。因事前走漏消息,清两广总督张鸣歧加强了防范,不得不改变起义计划。1911年4月27日,在兵力尚未集中而不得不发的情况下,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港总督衙门,分路与大队清军展开激烈巷战。起义军奋战一昼夜,终因伤亡过重,被迫退却,七十二位烈士悲壮殉国。后来广州人民将烈士遗体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广州起义总指挥赵声未获提前起义的消息,于4月28日晨率众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姚勇忱等人从粤返沪。
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在杭州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组织的欢迎会,发表演讲,高度赞扬浙江革命党人的功绩,并阐述了民生主义四大纲领。图为会后的合影。(中坐四人,左一为姚勇忱,左二为陈其美,左三为孙中山)
孙中山在杭州与欢迎会筹备职员合影(孙中山左边第二人,为姚勇忱)
黄花岗战役之后,全国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的革命者纷纷要求抓紧发动起义。这时,同盟会总部仍设在东京,远离国内斗争,指挥非常不便,于是有了建立中部同盟会之举。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发动的多次起义在华南边远地区进行,都失败了。1910年孙中山先生在北美,黄兴在南洋,东京本部无人主持。谭人凤、宋教仁、赵声等在日本商议,认为起义应该在长江流域地带发动,准备组建中部同盟会,1911年这个设想付诸行动。7月31日,在上海闸北路湖州会馆举行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湖州人有陈英士、杨谱笙、姚勇忱三人。会议选出总务干事五人:庶务陈英士、财务潘祖彝,文事宋教仁、交通谭人凤、会计杨谱笙。姚勇忱不仅是中部同盟会的发起者,而且还是实际工作的重要领导者之一,8月25日,由九人参加的干事会就有姚勇忱在内。这次会议不仅讨论筹款、办报、承认江宁分会等事宜,还决议“同人各出赴所事,走驻守、权司经济、文书、采输枪械种种之职务”。姚勇忱分工联系浙江的新军和负责制造炸弹,在中部同盟会中起了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也奠定了他在革命派中的重要地位。中部总会成立后,宋教仁、谭人凤、范鸿仙等人分赴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活动,陈英士负责上海,姚勇忱负责浙江联系。武昌起义前后,中部同盟会为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短短两个月中,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在这期间,陈英士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决计采取“苏、杭先动,沪上应之”的行动计划。受陈英士委派,姚勇忱风尘仆仆,两次赴杭州联络。第一次是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当时杭州的军界和非军界的革命派都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但“又惧设备未周,未敢昧然发难”。姚勇忱来到杭州后,对行动计划作了细致安排,并对与上海方面的行动进行了初步的协调。第二次到杭州是十月下旬,由褚辅成、黄凤之约集了吕公望、傅其永、童保暄、徐乐尧、王萼等在西湖白云庵、刘公祠等处开会,第二天又聚在吴山挹芳园继续商量。会议拟定了大体计划,并议决杭州发动必须要有浙东的同志参加,“宁台两属由姚勇忱返沪后通知”。11月2日,在上海《神州日报》社召开关于杭州光复的军事会议,姚勇忱作为沪军方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确定了支援杭州光复武器弹药的数量、种类,还对何人押运、起程时间等也作了周密安排。11月4日,杭州发动起义,次日光复,可见姚勇忱对杭州光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华民国元年双十节,孙中山偕姚勇忱、王文典、武问梅等巡行江浙,存问民众,浙江各法团在都督署,开欢迎大会。(孙中山左边第一人为姚勇忱)
姚勇忱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协助陈英士组织领导了上海起义。据周南陔在《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吴淞炮台》一文中记载:“有一天中午,忽然接到组织上的电话,要我立刻就去总部,有要事相商。我匆匆赶到马霍路(今黄陂路),有英士、姚勇忱和其他两人在座。陈英士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姜统领已与光复会秘密接头,准备首先反正......姚勇忱从中插话说,运动新军是从下而上,巡防营是老军队,服从性很大,因此要从上而下。第二天晚上,我将接洽经过回报进益里,陈英士不在那里,姚勇忱对我说,上海要首先发动,不能等候南京,城防营固然重要,可是海军的情形很不好,要用吴淞炮台的力量来对付海军。”这些资料足以证明,姚勇忱不仅参与而且还领导了上海起义。第一,姚勇忱坐镇进益里机关部,是作为陈英士的副手,直接指挥领导上海起义的重要人物;第二,在运动清军巡防营反正上有重大贡献,其策略方针也大体正确。而清军巡防营反正是上海起义的重要条件。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爆发,因消息走漏,起义于上午九时提前进行。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陈英士率领,顺利光复了位于南市的上海县城。一路由李燮和率军顺利光复了位于北部的闸北与吴淞。两路起义胜利会师后,于下午四时在九亩地召开了数千人的誓师大会,以攻打决定上海起义成败的硬骨头——清廷全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江南制造局。誓师会上,陈英士登上主席台,朗读了上海军政府的《独立宣言》,宣告上海独立。会后,陈英士亲自率领二百余名敢死队员,向江南制造局挺进。因清军奋力阻击,战事呈胶着状态。为避免汉族同胞互相残杀,陈英士挺身而出,单枪匹马进入制造局与总办张士珩谈判,岂料张士珩顽固至极,非但拒绝和平反正,还把陈英士用铁索捆绑囚禁。主帅被囚,全军激愤,起义军团团包围了江南制造局。上海京剧艺人潘月樵施展飞墙走壁的绝技,翻上高墙,放火焚烧墙内木料,一时间制造局火光冲天,起义军从北、西、南三面攻入,张士珩登上小艇仓皇逃往租界。陈英士获救,中国东南重镇上海全部光复。王金发、姚勇忱、戴季陶等人力排异议,推陈英士为沪军都督。11月6日下午,在上海小东门海防厅召开的沪军都督推选大会上,陈英士被公推为上海有史以来首任民选的沪军都督。
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后,立即推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散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的第一届内阁,专横独断,一心圆他的皇帝梦。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后,革命形势发生了骤然变化,但姚勇忱仍然坚持实行政党政治的理想。1912年5月,为了加强同盟会的势力,姚勇忱与戴季陶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驻沪机关部(兼理同盟会上海支部),姚勇忱出任机关部部长。6月,当唐绍仪内阁下台,袁世凯试图通过“混合内阁”或“超然内阁”实施专制统治时,姚勇忱仍然坚持实行政党政治主张,他在给国务院、参议院的电报中说:“今同人公决,主张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无论何党,惟须得国民多数之信用”。1912年8月,姚勇忱随孙中山、黄兴的“北京之行”后,同盟会内部的妥协气氛进一步上升。“北京之行”大约在1912年冬季或1913年初,姚勇忱仅是陪同,附和而已。
1912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杭州西泠桥凭吊秋瑾烈士墓后,与众人合影。(孙中山身后第二排右后方,为姚勇忱)
1913年宋教仁惨案发生,举国震惊。袁世凯密谋暗杀辛亥革命元勋宋教仁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这时,姚勇忱认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已无法容忍了。他以国会议员的身份,首先发电讨伐袁世凯,“文辞激烈,大义凛然”。“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气消沉。姚勇忱亦逃亡到日本。1914年5月,孙中山先生启动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的工作。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成立。姚勇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不久返回上海从事反袁活动。姚勇忱的举动已引起袁世凯的愤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后来发现的保存于北京陆军部处决王金发时的“批令”中,就有“迭次饬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信计议乱事”的文字。
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条”事起。袁世凯阴谋称帝,亟想得到日本侵略者的支持。5月25日,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公使在北京签署《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活动。此时,王金发欲往杭州,以购地建房,“奉母终养”为名,暗中招集旧部,继续开展反袁斗争。姚勇忱以赴杭治疗肺病为由与他同行。他们原先的好友、同志、光复会会员朱瑞,此时已任浙江军政府都督,成为袁世凯在浙江的鹰犬。朱瑞派人到上海诱骗王金发、姚勇忱两人去杭州,说可以为他们申诉免予通缉。王金发和朱瑞是嵊县同乡,王抱有希望说服朱瑞共同反袁的幻想。对于朱瑞的邀请,王金发、姚勇忱不知是计,欣然赴杭,随即被朱瑞所捕,关押于百岁坊巷陆军监狱。姚勇忱侄子姚瑞云1985年回忆说:王金发、姚勇忱被捕后,其胞弟姚定忱(19岁)带了姚勇忱之子长龄(12岁)前去探监时,姚勇忱告诉了全部事实经过。当时,王、姚两人来杭是为第二次武装暴动做准备,朱瑞为讨好袁世凯,向袁告发,袁世凯复电处决。朱瑞于是设“假戏”,摆下了鸿门宴,发出请贴邀王、姚赴百岁坊巷朱瑞公馆宴会。当时,姚勇忱曾劝王说:“朱瑞不怀好意,必须小心提防,不去为妙”。烈性刚强的王金发不听劝告:“我对朱瑞过去有情,他决不至于忘恩负义,毋须担忧”。宴席至半酣,朱瑞拿出了袁世凯发来的逮捕命令电报,两人恍然大悟,但已中计,悔之晚矣。两人进了百岁坊巷陆军监狱后,即被分开关押。
1912年12月11日,孙中山与之江学堂全体师生约200人在赛佛伦堂前合影。(孙中山右边第二人为姚勇忱)
1915年6月2日下午4时,王金发、姚勇忱被押赴刑场,两人神态自若,高喊“袁世凯祸国殃民,卖国求荣,打倒袁世凯”等口号,一声枪响,王金发英勇就义。原来姚勇忱这次是去法场陪绑,随后又被押回监狱。朱瑞对其进行威胁利诱,要姚承认他们确是在策划第二次暴动。姚勇忱宁死不屈,宁愿与王金发一起赴死,死要死得光明磊落。姚勇忱牺牲前曾对人说:“朱瑞如此对待同志,所谓利欲熏心,不虞身后为人唾弃耶!”
青山垂泪,杭城悲咽。1915年7月2日下午,辛亥革命先驱、杰出的反袁勇士—姚勇忱被害于杭州百岁坊巷陆军监狱,英年35岁。其弟姚定忱护送遗体回吴兴县织里镇老家,临时安葬在织里街背后的高家坟堂。
1916年3月22日,做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宣布退位。黎元洪继任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追认王金发、姚勇忱为辛亥革命烈士。胞弟姚定忱著书记述:“迨袁死,黎元洪任大总统,追赐勇忱为辛亥革命烈士并给卹金八千元,骸葬于龙井山麓”。1917年,“两人灵柩先后从家乡嵊县及吴兴织里迁至杭州。”陵墓建在杭州卧龙桥茅家埠头口,王、姚两人合穴,(后迁至龙井山麓)。蔡元培先生亲笔题写墓碑,褚辅成先生亲撰墓志铭,南社创始人陈去病先生撰写《王逸、姚勇忱合传》文章。柳亚子先生与姚勇忱曾经情投意合,友谊深重,挥泪写下了五言律诗《哭勇忱》二首:
(一)
十年知名姓,重逢及此长。
笑谈方款洽,罗网已弥纶。
口吃怜同病,名高竟杀身。
昭苏如有日,庙祀在湖滨。
(二)
桃梗去不复,箜篌怨渡河。
十年剩皮骨,一夕死风波。
亦有南冠士,重悲北道罗。
茫茫仇与吕,微命又如何?
姚勇忱牺牲后,其子姚长龄由王金发母亲徐珍梅收养,读书至医专毕业,抗日战争时失散,下落不明。姚勇忱胞弟姚定忱,1932年曾任浙江金华县县长。姚定忱于1981年12月13日故世,其子姚瑞云也已亡故,尚有两个女儿,一人在金华,一人在杭州,早已退休。
孙中山在杭州吴山游览时与同行者合影。(第一排左二者为姚勇忱)
1953年,因建造解放军杭州疗养院,姚勇忱、王金发英烈遗骨被迁至小龙井山坳普通公墓(墓穴与供桌今天尚存)。王金发遗骸于20世纪80年代移至家乡嵊县,建造了烈士墓。2006年之前,姚勇忱墓尚在西湖龙井山中,有其侄孙姚亮等每年去祭奠。
2006年,侄孙姚亮等烈士亲属向杭州市政府递交了《请求妥善安置辛亥革命烈士姚勇忱墓》的报告,介绍姚勇忱烈士生平事迹、其墓现状等情况。之后奔波在各个相关部门间,运作、协商此事。7月中旬由浙江省文物局批准,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具体经办,在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建造姚勇忱烈士墓。
青山有幸埋忠骨。2006年冬至节,姚勇忱烈士的遗骨迁入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西北角的小坡之上,与徐锡麟、陶成章等昔日战友为邻;整个墓台略呈正方形,全部由崭平的长条青石板铺就,面积约六十平米;墓体居中圈砌,径逾三米;墓碑也是一方大青石,高约两米;周围翠竹掩映、静谧庄严;烈士长眠于此。近年,笔者与织里朋友曾两次去杭州拜谒姚墓。
多位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建议,希望能在故乡为姚勇忱烈士树立雕像,缅怀先烈功勋,教育后人。2011年6月,经各相关部门协商、专家论证后,拟在织里镇兴建利济文化公园里建造雕像。
2014年,利济文化公园建造已具规模,织里镇的相关部门,在公园西北面,选定立像位置;分管领导邀请中国美院雕塑系诸宏君老师团队,进行设计。并进行制作单位的招投标工作。
“生死付常,河山无恙”。2019年初冬,雕像在织里利济文化公园安置矗立,姚勇忱依然是风尘仆仆,手执礼帽,坚毅的目光永远注视前方。
英烈雕像身后,是一堵巨大花岗岩浮雕纪念墙。由四幅画卷组成,展示了姚勇忱壮丽而短暂的一生。纪念墙背面,有“姚君行述”和多幅姚勇忱陪同孙中山等视察浙江的珍贵照片。
故乡人民崇敬先贤,姚勇忱英烈魂兮归来。
来源:湖州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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